新华社记者余靖静、璩静

　　大面积的遗址文物保护是世界性难题。尤其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遗址来说，要使大遗址在现代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受破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考古遗址，位于杭州余杭的良渚遗址正是在空间之争中走过了14年。为了在3．6万城乡居民、170余家企事业单位的“发展权利”与40平方公里遗址的“保护义务”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当地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并舍弃了众多的发展项目。

　　良渚国家遗址公园6月11日宣布建立。当地政府希望这种正视“原住民”发展权的全新保护模式，能够让遗址保护与生产发展这对“天敌”偃旗息鼓。

　　“多年来良渚遗址保护的经验明确告知我们，保护良渚遗址这样面积达40平方公里、与数万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超大遗址，若离开了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光靠文物管理部门孤军奋战，其成功的几率无疑是零。”杭州余杭区委书记朱金坤说。

　　国道南移、企业关停，遗址“只做减法，不做加法”

　　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文化，距今约5300年到4300年历史。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的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命名地。国家文物局表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在良渚遗址内，人们可以看见许多其名为山、实为人工筑成的土墩。正是在这些土墩间，埋藏着一个光辉灿烂的远古文明。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喧嚣替代了沉静肃穆——104国道横穿遗址腹地，繁忙交通对遗址形成较大综合污染。遗址周围企事业单位密集，一些企业把厂房直接建在了遗址上，繁忙的过境交通和企业生产使良渚遗址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

　　庇护良渚遗址几千年的天目山余脉，在现代人看来是上好的石头经济资源。2000年以前，良渚遗址区分布了30余家石矿。噪声、粉尘污染以及对自然山体的破坏成为遗址环境的最大危害。离矿区最近的重要遗址瑶山遗址被周围的6家石矿包围，山上的茶叶因粉尘污染而无人采摘，当地群众戏称家中的桌椅半天不擦即可当黑板写字作画，令考古学家痛心疾首。

　　为了扭转遗址区环境恶化趋势，1995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了《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良渚遗址保护自此走上了规划管理的道路。为了消除104国道大流量交通对遗址保护的影响，1997年，浙江省交通厅公路局决定将国道南移，绕开良渚遗址区。至1999年2月23日，改建工程竣工通车。根据测算，绕道改建工程比原路拓宽工程多投入1亿余元。同时，余杭区出台整治措施，投入各类经费1亿余元，两年内全部关停遗址区内石矿并先后投入150余万元进行矿区绿化整治，使得原来裸露的山体岩面又恢复了盎然绿意。

　　由于良渚遗址地跨良渚和瓶窑两镇，各自有工业、农业以及城镇化发展的指标，地方政府和文物保护部门在遗址保护区发展规划上的分歧严重制约着良渚遗址保护工作。2001年9月，浙江省政府批准划定良渚、瓶窑两镇242平方公里区域为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拉开了良渚遗址保护崭新的一页。

　　2000年，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正式提上政府议事日程，余杭市确立了良渚、瓶窑两镇“跳出遗址区求发展”的思路，要求两镇在遗址区外开辟新的发展区域，逐步实现遗址区内工业乃至已建成集镇向遗址区外的转移。按照这一要求，两镇分别在遗址区外新辟了工业园区，瓶窑镇将政府办公楼转移到遗址区以外，以带动集镇和产业的外移，至2004年底，该镇遗址区外的园区经济在工业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达到70％至75％，良渚镇的遗址区外工业经济比重也在稳步提高。

　　经过长期努力，良渚遗址逐步摆脱工业化、城市化的威胁，众多遗址点散落于田间、地头、山坡，野草丛生，野兔出没。

　　不建新房、不能招商，原住民生活何去何从？

　　从反山、瑶山、汇观山、莫角山到良渚古城，良渚遗址的次次重量级发现都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印证了良渚遗址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然而，对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百姓来说，这些令学术界惊喜的发现却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多了一道道的“紧箍咒”。

　　浙江省政府1995年公布的《良渚遗址群保护规划》，明确了遗址保护的严格要求和措施。2007年古城发现后，当地政府更明确表态，今后对新报建设项目一律不予审批，对已批未建项目要做好说服清退工作，现存建筑物只减不增，严加控制。

　　这些规定对良渚遗址保护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带来许多新问题。良渚遗址管委会负责人告诉记者，良渚遗址管委会一成立，就收到了几百户农户的建房报告，由于缺乏相应的疏导思路，农户和企业在遗址区内不经批准即开工建设的现象日趋严重，对遗址区内建设行为的控制变得越来越难。

　　据了解，压在良渚遗址上的民居大多数是上世纪80年代兴建的农民房，如今各项设施都已经老化。

　　同时，由于文物保护对遗址区域的生产活动有着严格的限制，当地老百姓通常只能从事传统、低效的农业生产，收入来源单一，生活水平低下，造成当地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差距越来越大。近些年来，遗址区内群众建房、企业生产、发展村级经济等问题，几乎成了余杭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每会必提的内容。

　　良渚遗址核心地带的莫角山位于大观山果园内。这个建于1958年的杭州市民政局直属事业农场，现有职工181人、土地1520亩，其中约一半处在良渚遗址核心保护区内。由于地理位置优越，果园地块开发利用价值高，不少开发商主动上门要求征地或合作开发，但出于遗址保护的需要，果园不得不放弃数次招商引资的机会，保持着以种植果树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经济效益不高，遇到自然灾害较多的年份，只能依靠上级部门的补助勉强维持果园的正常运转，因此果园长期处于亏损状态，经济困难，职工收入低，生活和居住条件也得不到改善。

　　“我们有过不满，有过抱怨，只有保护的义务，享受不到保护的好处。守着宝地、护着宝地，却过着苦日子、紧日子。”大观山果园场长刘国峰说。

　　时任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主任的张炳火告诉记者，向遗址区外转移产业和人口是良渚遗址保护的一个战略性决策，但是操作起来困难重重。根据文物法规定，良渚遗址管委会2007年曾在遗址的核心地带即莫角山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做了一个规划，对这块土地内的156家农户和6家企业进行整体迁出，仅这两项就需要在保护区外划拨400亩左右的土地用于安置。然而在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和形势下，这些土地指标无法解决。比较实际的做法是采取租用土地的方法对一些核心遗址进行保护，如每年花近60万元租下大观山果园中的700亩土地。

　　考古遗址公园：在保护中改善原住民生产生活条件

　　从纯保护的角度，范围越大越有利于遗址的长期保存。但从现实看，过大的建设控制区域会使保护工作不仅面临巨大的投入压力，而且影响地方长期的发展，失去来之不易的群众理解，最终将使保护工作举步维艰。在大与小之间如何平衡和取舍，是众多大遗址保护中面临的共同难题。

　　“我们原来讲保护比较多，至于当地老百姓有没有生活出路我们不管，关起门来搞保护、做研究，把当地的原住民排除在外，单独靠文物保护部门、政府部门推动。事实告诉我们，对良渚遗址的保护思路绝不能单纯地就保护论保护，而是要在立足保护的基础上，兼顾百姓的切身利益，赢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杭州市余杭区区长、现任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主任姜军说。

　　在得到上级文物部门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良渚遗址管委会下大力解决遗址区内农户建房问题，确立了重点保护区要求建房必须外迁、一般保护区允许原地改建和鼓励外迁并行的思路。对因遗址保护要求而向外迁建的农户给予适当经济奖励，4年中解决了250多户农户的建房选址问题，使建房矛盾得到缓解。2004年开始，为鼓励各村遗址保护工作，管委会每年安排180万元专门资金，在年终对各村遗址保护情况进行考核，通过以奖代补形式向各村“输血”。

　　家住良渚古城城墙附近的居民赵云强告诉记者：“我们现在种不了田了，但是政府每年按一亩地几百元钱补贴我们。我们拥护考古。”

　　大观山果园场长刘国峰说，现在企业员工已从“要我保护”变为“我要保护”，果园内无一起盗挖事件，无一起违章建筑，还积极主动加入到莫角山遗址的保护和周边环境整治中。

　　“所有大遗址的保护都要得到原住民的支持。他们从前靠办工厂找出路，今后就靠保护和利用遗址来谋发展。”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说，在大遗址保护中改善原住民生产生活条件，帮助原住民扩大就业、增加收入，让原住民真正成为大遗址保护的最大受益者，实现大遗址保护和提高原住民生活品质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