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下大力气在环保、能源、社保、医疗领域

　　《望东方周刊》：这一年中，你去许多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发表演讲，人们非常关注你，当然也关注你背后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

　　林毅夫：中国人讲的“危机”，就是既是危险也有机遇。我想这个词，现在国际上也都知道了。

　　事实也就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在1998年的时候，碰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当时的挑战和现在非常接近。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2年的5年中，正是由于这个政策，通过增加投资、扩大消费，在通货紧缩的状况下，我们的经济增长率维持在年均7.8%的水平。中国是当时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之所以能够这样，就因为当时我们的积极财政政策消除了未来发展中的瓶颈。比如说交通，就讲高速公路，1997年我们有4700公里，到2002年，达到了25100公里。还有港口，我们利用那段时间，修建了很多机场、航运港，消除了中国在空运、海运上的瓶颈。还有电网改造、通讯，那段时间也有了长足发展。

　　随着中国发展瓶颈被冲破，中国发展的潜力就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中国从1979年到2002年，年均增长率是9.6%。当时许多人都认为，不可能保持这么长时间的高增长，因为日本的高增长只维持了20年，亚洲四小龙也只维持了20年，以后都降到年均7%~8%以下。

　　但我们中国，从2003年到2008年，年均增长率则达到了10.8%。

　　这就是当时我们抓住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创造的一个机遇。我们当时不仅是在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还进行了许多改革。住房改革，“抓大放小”，都是在那个危机时期推出的。

　　有一些改革不太成功，但总的来讲，当时的政策还是成功的。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我觉得，目前这场危机是同样的状况。我们还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进一步消除经济发展的瓶颈，推动一些该改还没改的地方取得进展。

　　像我们这次推出的4万亿元的积极财政政策，30%用在了环保、节约能源方面，这就是针对我们的瓶颈。当然，投资中的一大部分还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现在的交通瓶颈跟过去不一样，所以就偏重铁路、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另外，我们在社保领域，在医疗领域，还有很多欠账，所以应利用这个机会，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政府下大力量，进行这方面的投资。

　　还有改革的问题。我们连续这么多年对外贸易都盈余，且盈余那么多，储备不断增加，当然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也要看到，我们投资跟消费之间的不平衡，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些事情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跟佐利克不久前共同撰写的一篇文章，就指出了这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消费就不能增长起来；消费增长不起来，储蓄就会很多；储蓄很多，投资就会很大；国内消化不了，就必须出国，就会导致贸易盈余越来越多。

　　9%~10%的增长速度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望东方周刊》：可否这样理解，要促进国内消费，一个重点，就是必须促进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

　　林毅夫：对， 公平，要促进公平，这就必须改革。

　　实际上，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滞后的改革。像在金融领域、资源领域，还存在着很多的垄断。在其他改革方面，还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所以，我们应该利用当前这个机遇，推进改革。

　　像国内最近进行的一些改革，比如医疗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对的。如果能把这些瓶颈消除，增长的潜力就大了。

　　我们9%~10%的增长速度，已经有30年了，也许还能维持10年、20年。

　　《望东方周刊》：那就是说，在你看来，中国还能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林毅夫：当然会是奇迹，30年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我想，中国是可以抓住这个机遇的。我们本身进行的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不是休克疗法。这有它的好处，那就是稳定，能调动积极性，让经济发展好。

　　但是，渐进式的改革，也就代表着有些改革没到位，那就要利用机会把那些没到位的改革往前推进。另外，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金融领域、医疗保险、环保领域，跟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总是比较滞后，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对中国来讲，这个危机也给我们帮助其他国家发展提供了机会。比如，中国通过发展来解决通货膨胀的经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消除瓶颈的经验，对其他国家就有很大的帮助。这样的知识也是全球共有的财富。

　　另外，中国储备丰富、资金相对雄厚。一方面，自己可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我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到国外投资，一方面，帮助了资金短缺的资源丰富国家；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获得资源。

　　再有，我们人均GDP已达到了3000美元。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内已没有比较优势，那就应该转移到海外去，转移到比我们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这也是一个机遇。对我们的企业来讲，这是在创造第二春。

　　我们的产业还要进一步升级。我们有那么多的外汇储备，还可以利用当前时机到国外去购买相关技术。我觉得这都是互利双赢的，也有助于解决当前的危机，创造共同发展的机会。

　　《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专访的时候，你指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点，最好是技术和资源领域，而不应该是金融领域，现在看法是否有所变化？

　　林毅夫：我还是这个看法，道理很简单，国外金融业的发展阶段跟我们的发展阶段不一样。

　　危机已发生变化，现在是“实体经济危机”

　　《望东方周刊》：虽然IMF不久前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相对悲观，但最近市场乐观情绪则在上扬，一些人都认为，危机或许已经触底。对此，你怎么看？

　　林毅夫：我想，总的来讲，目前大家看到的都是金融方面的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采取了大力度的应对措施，应该讲，金融领域的崩溃可以避免了，大家的信心有点恢复。

　　美国应对措施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它所承诺的投入资金，不管是救市、增资，刺激经济，总共承诺了12.8万亿美元，约占到美国GDP的90%，其他发达国家力度也很大。

　　但是，这次危机，已经从金融危机变成了实体经济的危机。危机爆发前，美国经济已有6年高速增长，很多投资集中在房地产和制造业，造成产能过大，而现在需求突然下降，这带来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泡沫破灭，财富减少；二，金融领域的去杠杆化，资金相对减少；第三个，美国消费和储蓄必须重新平衡，造成消费进一步减少。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

　　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企业投资的机会就少；企业开工状况、盈利状况就会不好；盈利状况不好，就业预期就不好，消费信心就很难真正恢复。这种状况也会使金融市场无法完全稳定。

　　金融市场的问题主要是有毒资产或不良债务的问题，但是，产能过剩会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资产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下降，另外，市场需求也会进一步下降，企业盈利状况进一步下降的话，那不良债务会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美国、欧洲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金融市场崩溃是可以避免了，但不是完全稳定，或者说触底，仍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比如，IMF在去年11月份预计美国金融业需要冲销的金额大概是1.4万亿美元，但上个月这个数字又扩大为2.7万亿美元，会不会再扩大，很难说。所以我觉得，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的原因，就在于实体经济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危机进入到目前阶段，我认为是实体经济的问题，这也是症结所在。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金融方面也很难完全稳定，更何况，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失业问题、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