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将可能最早见底”

　　《望东方周刊》：哪一个经济体会最先复苏？

　　林毅夫：我想，中国经济可能最早见底，因为中国的财政状况较好，外汇储备较多，我们积极财政政策的干预力度，如果从比例来讲，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

　　另外，中国有1998年的经验，我们在“化危为机”方面，是有经验的。

　　所以，你看我们采取的投资，在节能、减排等环境保护项目上面，占到了30%。基础设施、卫生教育，这些都是我们的瓶颈，我觉得这些投资会很有效。

　　第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已出现了回升；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年度相比是有下降，但以季度来比则出现了上升。

　　但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很快恢复到2008年以前的两位数的增长，这就不是一个国家能实现的，必须有赖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我估计，中国经济维持7%~8%的增幅应该没问题，今年没问题，明年也没问题。

　　《望东方周刊》：那会不会出现W型的恢复呢？

　　林毅夫：我想，这会是小的W型增长，不会是大的W型增长。因为你本来从10%以上的增长率降到8%，差不多有3个百分点下降，以后经济增长可能会有所波动，但应该在7%~8%之间波动。要恢复到9%以上的增速，可能需要一段时间，这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而是全球的问题。

　　我想，新的问题，就是产能过剩，这是一个实体经济的问题，现在出口下降，就是因为产能过剩。

　　危机的性质， 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变化，我们当然关注金融业，但同时必须关注实体经济。

　　前两次的G20峰会，主要关注的还是金融业的问题，虽然G20声明要求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但是各个国家认识并不统一，决心也不够大，所以力度有大有小。我觉得，下一次G20峰会，注意力应更多地放到实体经济上。

　　《望东方周刊》：我记得上次采访你时，你谈到了这次金融危机的教训，一个很大的启迪就是要着眼长远，不要用一个泡沫替代另一个泡沫，换作中国人的说法也就是要有“忧患意识”。在当前经济形势下，要对哪些问题保持这种忧患意识？

　　林毅夫：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应该认识清楚。对目前的危机，我们相对来讲是游刃有余，因为财政有盈余，外汇储备庞大，让我们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但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一点头脑必须很清楚。

　　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经济最大的贡献。一方面中国发展了，促进世界财富增加，对世界贫困的解决贡献就大，因为中国的人最多。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后，就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市场和机遇。而且中国的很多经验，不管是在发展方面，在转型方面，还是在解决危机方面，都可以和其他国家共享。

　　但是中国还存在许多问题，我们必须很清醒、很有决心地继续解决这些问题---我前面谈到的收入分配问题，改革滞后所带来的收入分配不断恶化的问题；金融、资源等领域存在垄断的问题；还有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领域，在医疗、社保相对滞后；以及环境问题，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发展和环境之间必须取得协调。

　　“未来美元的地位跟在二战刚结束时会大不一样”

　　《望东方周刊》：中国领导人对在美国的投资的安全性表达了担忧，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则提出建立新国际储备货币，这其实都牵涉到美元的汇率变动问题。你怎么看中国在美国投资的风险问题，该如何进行调整保护国家利益？另外，怎样改革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林毅夫：目前来讲，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经济如何实现稳定，怎么渡过难关，是全球的头等大事。美国经济实现稳定、渡过难关，对美国、对世界，也对中国，都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必须有的清醒认识。

　　在美国，我们有很多的外汇储备投资，购买了大量美国国债。其中的风险，不在于美国会赖账，因为它是一个储备货币国家，它还可以印钞票来还钱。问题在于币值的问题，但短期来看，美元还上扬，这里面有它的原因。

　　首先，在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美国企业高度杠杆化，很多资金流到国外去，现在金融机构为了自保，去杠杆化，所以资金回流，这样对美元需求就大。

　　第二，这是全球性的危机，美国固然遭遇危机，其他国家同样难免。日本经济今年下滑幅度预计在5%~6%，欧洲国家下滑在4%~5%，美国相对下滑幅度要小。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经济相对安全，所以很多钱回流到美国来。

　　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大量印刷钞票，长期来讲美元是看跌的。如果这样的话，美元就会失去人们对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

　　到底什么样的国际储备体系比较好？这是值得探讨的。凯恩斯提出过一个国际储备货币的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占到了世界经济 50%。美元是国际贸易领域最通用的货币，所以美元就自然成为储备货币，这是自然形成的。

　　从未来来讲，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比重将会下降，欧盟目前的经济规模和美国差不多，中国经济比重则会不断增加。因此，未来美元的地位跟在二战刚结束时会大不一样。

　　如果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这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它的问题，比如一个国家的宏观管理和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间的矛盾。

　　将来如果IMF特别提留权（SDR）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当然可避免这样的矛盾，但又会带来另外的问题。比如，像在这次危机中存在的Too big to fail（大得不能倒）的问题。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即使它的宏观没管理好，你也不可能允许它崩溃，就像美国要救助AIG一样，到时，国际社会也必须花费巨额国际储备货币来解决美国的问题。所以各有利弊。

　　至于将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体系，应该将问题拿到桌面上来，大家讨论，集思广益，慢慢地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体系。

　　为什么与佐利克联手推G2

　　《望东方周刊》：我知道你关注的不仅仅只是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在不久前的《华盛顿邮报》上，你和佐利克呼吁中美建立G2，认为没有一个强大的G2，G20会让人失望。这引起了外界广泛的关注。佐利克对我说，这是因为中美经济太重要了，而且存在相互依赖性。你的看法呢？能谈一下这个文章出炉的背后吗？

　　林毅夫：文章引起很多重视，当然会让人感到很高兴。

　　目前的金融危机，一方面是金融问题，另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问题，也即产能过剩的问题。后者需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中美两国是最有可能以比较大力度来做的。

　　虽然欧洲和日本都需要制定积极的政策，但欧盟内部很难协调，日本相对规模较小。因此，在解决实体经济问题方面，中美两国可以起到带头作用。

　　另一个方面，当时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还在谈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但实际上中美两国经济失衡，不是汇率造成的，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所以发表这篇文章，就是以正视听，让大家不要只看问题的表象，而应该看到本质。把这些问题都归罪于人民币汇率，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使危机进一步恶化。

　　我认为，其实在2003年后，大家就开始认为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是炒作人民币汇率，也许当时就可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也许，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危机了。

　　在现在金融危机中，如果还在谈汇率问题，如果人民币因此大幅升值，中国失业会大量增加，当然对中国不利；但美国进口产品价格会更贵，也会加剧危机，增加美国失业率。

　　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我和佐利克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对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并对症下药。

　　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一是在经济上，二是在知识上

　　《望东方周刊》：你一直关注国富、国穷的问题，主要工作也是促进国富。你去了很多次非洲，怎么看国富和国穷的问题？怎么看中国发展模式，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非洲和世界有什么借鉴意义？

　　林毅夫：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有共同的愿望，我到非洲，看到那些国家的农民、小孩，他们的愿望，其实和我们中国农民和小孩一样。

　　同时，我也相信，每个国家都有机遇，如果每个国家能够按照它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它就一定能发展出有竞争力的产业，就能多创造就业机会，多进行资金的积累、完成产业的升级，经济就能进入动态的良性循环。

　　一方面必须要有市场，发挥它的产业优势；另一方面，要有因势利导型的政府，因为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难关需要政府来协调，来克服外部的挑战。

　　我希望从中国、从东南亚国家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中，发展出相关理论，产生新的思潮，形成更有效的政策框架，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发展。

　　《望东方周刊》：这次百年一遇的危机，也迫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许多人呼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中国的地位正日益凸显，当然，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你觉得国际格局将可能发生怎样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林毅夫：我想，经过这次危机，世界格局将会从单边变成多边多元。美国，还有欧盟、中国、日本，它们的规模都相差不大，新的国际格局要反映这种国际力量的变化。

　　可以说，从单边走向多边，从单元走向多元，这将是一个趋势。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最重要的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是自己本身的需要，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这一点，我刚才已作了阐述。

　　中国将成为这个多边框架体系下的一个重要成员，一个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将对国际事务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种贡献一方面是在经济上，一方面是在知识上。相对于我们自己的经济地位，相对于我们在国际上的分量，中国的作用将会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