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奶牛村危机

　　“不挣钱，还搭钱。”霍建银这样总结奶牛村的生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玺 | 内蒙古、北京报道

　　奶农霍建银心急如焚，圣元奶站已经连续7天没收奶了。

　　“这就是今天退回来的牛奶，”指着地上两大桶60公斤牛奶，霍建银一筹莫展。

　　“有些人家这7天都被拒收了三四次。” 霍建银家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四郎村。从2月份开始，村里的100多户奶农就没有拿到奶款， “100来户，95％的都在外面赊料。100元一袋的饲料就成了110元。”霍建银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乌兰霍图勒村的情形和这里一样。村里鲜奶日产量1吨。春节前，村民家的牛奶通过奶站交给伊利，交了不到1个月时间停了。奶站3月份又和圣元公司签了合同，2个月来，停收的时间就有1个半月。“这已经有10来天没收了。”5月24日，村长夏国成告诉本刊记者。

　　牧草返青时节，内蒙奶牛村仍未走出奶业危机以来的“寒冬”。

　　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2009年2月末统计数据显示，伊利、蒙牛收购范围内，从元月份起牛奶价格每公斤下跌0.1元，散户奶价每公斤2.4元、养殖小区2.6元、规模养殖场3.5元。奶牛养殖最有竞争优势的呼伦贝尔市的奶牛饲养和鲜奶生产形势更糟糕，三元、雀巢收购范围内，呼伦贝尔市奶价每公斤只有0.8元，个别地区甚至达到0.40元／公斤。呼伦贝尔全市乳品企业累计拖欠农牧民奶资达10370万元。

　　“当奶产品的消费市场产生波动时，作为独立的乳品企业不能保护牧民的利益只是一个表象，问题的根源还在于奶牛村的制度建设上。”内蒙古社科院研究员傲仁其说。

　　政策造村

　　“围封转移”制造了一大批奶牛村。

　　“围封转移”就是把牧民从生态严重退化的草原搬迁出去。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盖志毅向本刊详解了政策出台的缘由：这项政策发轫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1999年至2001年，连续3年严重旱灾，使相当一部分牧民失去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2001年锡盟农牧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9年的2236元下降到1823元，农村牧区贫困人口由“八七”扶贫攻坚结束时的5.2万人增加到24.2万人，占农牧业总人口的41.3%。锡盟政府决定实施“围封转移”，把生态严重退化，占总草场20%~30％面积内的牧民整体搬迁出来。

　　政策设计构想，是要通过集约经营，解决牧民生产生活问题，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赢。“2002年起 ，‘围封转移’逐渐成为内蒙古草原生态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盖志毅说。

　　牧民以嘎查（村）为单位，被整体搬迁，在城郊进行集约化的奶牛养殖业。

　　各地政府投入巨大财力支持这项生态移民工程。奶牛村都按照统一模式和标准建立。首先是“五通”工程，即通水、通电、通路、通电话、通电视；其次为农民修建标准住宅，每户2间砖瓦房（约60平米）一个棚圈；由政府协调贷款并统一采购奶牛，首次按户均2头分配。

　　奶牛村伴随着“围封转移”大行动蓬勃发展，奶牛数量由2001年的50万头激增到2008年的300万头。仅锡林郭勒盟就有十多万牧民成为奶牛村的奶农。

　　2003年，霍建银一家从乌其敖包（音）被搬到四郎城。

　　奶牛村其他100来户村民，也是6年前从伊日旗（音）等3个地方搬来的。

　　“不挣钱，还搭钱。” 6年后，霍建银这样总结“围封转移”后的生活。

　　他向本刊记者简单算了一笔账：两间房，个人掏2000元。2003年，政府采购分配两头奶牛，自己共花1万元（每头5000元），2.4万元余款由政府协调贷款。 此外，每年夏季需返回40公里外的原住地草场拉草。拉一回草至少得用20升油。饲草不够，还要添加青储玉米、精饲料等，去年光饲料费就花了1万元。 “除了这个房子，什么都是人家的。”霍建银说，为了让奶牛多产奶，每年还得花钱租一个活动草场，去年6头牛场地费1.2万元。一头牛一个月的费用50元（干旱时80元~100元），租期4个月。买奶牛的贷款也是去年才还完。

　　“我们再好的房子，再好的棚圈，没有一分拆迁费。 ”霍建银说，“五通”没通够也就算了，可当初答应的10亩青储地和500亩活动场，到现在都没兑现。

　　“ 1斤牛奶（1元）买不回1斤料，料贵奶贱。”霍建银长叹，“孩子打工，给点面钱。”霍建银的妻子插话道。

　　傲仁其的调查显示，政策的设计，让内蒙古因移民搬迁而兴建的奶牛村境况相同。

　　“奶农饲养5~6头奶牛，才能达到中等收入。而移民村大多数牧户将原有牲畜全部卖掉的积蓄不过一两万元。 大多数奶牛村牧户的两头奶牛中，有一头奶牛是靠银行贷款购买的。近几年连续干旱、牧民收入普遍下降，奶牛价格和贷款量年年增加，牧民生活非常困难。”

　　饲草之忧

　　“在内蒙草原牧区，养奶牛相当难。”内蒙古社科院牧区发展研究所的韩成福告诉本刊，这是草原牧区的气候和自然条件决定的。内蒙的夏季只有4到5个月，七八个月是不长草的季节。

　　“引种入牧”是当时奶牛村建设的宏观指导思想，按照规划，一家一户要种植10亩高产饲料地。

　　“这种政策导向缺乏科学依据。”傲仁其说，牧区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就是缺水。没有水，高产饲料地根本不产。 锡盟白旗和西苏旗等地的奶牛养殖村，牧民最终被迫放弃辛辛苦苦开垦的4000多亩高产饲料地。傲仁其认为，开垦又造成了新的生态破坏。

　　而一些就近转移的牧民，虽被允许回原草场打草，但近年来产草量一再减低。许多牧民反映，一亩草场，丰年最多能打两捆草（（25斤/捆）。

　　“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内蒙古草原的产草量已经下降30%~50%。”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院教授海山向本刊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点。

　　舍饲半舍饲（圈养）方式下，一头奶牛一年除了青草外，还需要添加4亩青储饲料或7亩左右的玉米秸秆。

　　海山介绍，有关调查显示内蒙古地区现有食草牲畜全年共缺饲草66.05亿公斤，短缺率为18.7%；在33个牧业旗中有28个缺草量在20%以上，其中有2个旗缺草量达40%以上。

　　“草畜双承包”后，没有多余的草场分给移民。奶牛村靠购买草料维系再生产。

　　从2004年下半年起，饲草的价格开始上涨，去年一斤草涨到0.6元。

　　“目前饲草支出已经占到奶牛养殖总成本的60%~70％。”韩成福说。

　　奶牛村的期待

　　傲仁其认为，移民整体搬迁，从事集约化的畜牧业生产(奶牛业)，就必须有能够对畜牧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物资供给等支撑的组织系统和一个好的经营组织制度加以保障 ，比如稳定的饲草饲料供给基地，奶源的收购。

　　但更多的旗县政府，在建设中只重视移民区的“五通条件”。

　　内蒙本地学者调查显示，内蒙300万头奶牛中， 有80％属于奶牛村散户饲养。靠政策增加的奶牛和奶牛村，由于缺乏稳定的饲草供应，其养殖成本居高不下。 “2007年，内蒙古散户奶农的收益很低，平均每头奶牛的收益才685.89元，比吉林省散户奶农的收益低3887.64元。而内蒙散户奶农每头牛成本占产值比重高达93.27％，比吉林省奶农高37个百分点。”韩成福说。

　　高成本还导致了畸形奶业价值链的形成：养殖、加工、流通3个环节中，内蒙奶牛养殖环节的投入占整个产业链的75％，而利润分配比例却是1：3.5：5.5。

　　“当时卖牛、卖马、卖羊的5万元来这里全赔光了。”四郎城奶牛村一位村民告诉本刊记者。

　　“行政指令模式违背了生态、经济规律。” 盖志毅说，他对生态移民后形成的奶牛养殖村的调查显示，舍饲圈养后养殖成本增加是牧民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

　　一些奶农把退回来的牛奶做奶豆腐，“十四斤半牛奶做一斤奶豆腐，1斤卖10元，怎么都亏本。”夏国成说，成恶性循环了，交不了奶，不敢喂太多料，喂得少，牛要生病。

　　“买奶牛的贷款，3年还不上就要算利息了，现在是9分多的利。还有好多人的贷款都没还。”霍建银说。

　　“去找政府，政府说先回去吧。”除了等待，奶农们别无选择。

　　然而令许多内蒙学者更为担忧的是： “奶业危机并没能阻挡新奶牛村的建设，一切仍然按惯性推进。”

　　2008年整体禁牧后，等待宝力格拉嘎查牧民选择的还是养牛小区。嘎查距锡林浩特市15公里， 有100多户牧民。

　　“已经有40多户搬到养牛小区了。” 宝力格拉嘎查牧民萨其日拉图告诉本刊，等房子全部盖好后，其他人也要搬去。

　　萨其日拉图不打算去奶牛小区。“我这个年龄不适合养牛，”32岁的萨其日拉图说，“养牛把人捆得死死的，别的什么都干不了。养少了不挣钱，养多了没有人手。”

　　萨其日拉图要去养羊。2008年底，他和同嘎查6户牧民合伙办了一个育肥合作社。育肥合作社打算饲养本地人喜食的羯羊（成年羊），并按当地人的传统方式屠宰加工贩卖。

　　6户人家都拿自己的草场和以前的羊羔入股，作为合作社启动资金。等待让他焦虑，合作社申请的30万元，还没有批下来。这笔钱要用来买羯羊，作为合作社的育肥羊源。

　　虽说这几个月只是加工屠宰，但收益比去奶牛村的牧户要好。没有步入正常轨道的合作社，让萨其日拉图看到了希望。

　　“产业选择一定要多样化。”傲仁其呼吁。

　　对于奶牛村的未来，盖志毅认为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调整，“一下子扭转，会造成更大的混乱。”通过市场的引导，让奶农寻找新的生产和合作方式。

　　“20多头牛，100来只羊，随便卖一点都能生活。”霍建银怀念过去的生活。而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每天去奶站打探，等待奶站收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