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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拒录状元北大上的是诚信课

　　近日，记者从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的家长处获悉，北京大学招办主任刘明利给他们发来短信称，北大已研究决定，按照教育部文件，无法录取何川洋(7月2日《成都商报》)。

　　沸沸扬扬的舆论把北大推到了风口浪尖，面对修改了民族成分涉嫌少数民族加分造假的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他们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尤其是一股强大的声音认为：何川洋是无辜的，父母犯下的错不应该由孩子来承担。在这种背景下，北大招办还是作出了拒录何川洋的决定，可以说勇敢而坚挺了一回。

　　在这里，我无意去争辩何川洋是不是真的很无辜，也不想因此加入到北大到底该不该拒录何川洋的讨论洪流中去，我只是觉得，相对于何川洋这个个体，以及他是否被北大录取对他个人命运的决定性意义而言，北大坚守自己的原则，不因为他是高考状元就网开一面更加珍贵，而且珍贵得多。

　　正如北大招生办主任刘明利在给记者的短信中所说的：希望所有考生以此为戒，做诚信之人，行正义之事。并鼓励何川洋同学积极面对现实，从自身找原因，改过自新，努力在今后的道路上不再犯原则错误，做一个真诚正直的人。未来的道路上，北大依然欢迎他！

　　北大并不是不欢迎高考状元何川洋，而是不欢迎不守诚信的何川洋。诚信是金。通过北大拒录何川洋这件事，我们因此也深受教育，包括修改民族成份在内的高考违规，也和考场作弊等不诚信行为同样应该受到相应的处罚。当然，一定有人对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提出质疑，并据此认为何川洋只不过是这种不合理政策的牺牲品。但我要说的是，哪怕规则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只要还没有经过相应程序进行修改，就应该不折不扣的执行。这既是为了实现对所有人的公平和对规则的无条件遵从，也是一所大学受人尊敬和景仰的关键所在。

　　湖北徐光木职员

　　预算“亡羊”不能仅靠审计“补牢”

　　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2008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时，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审计报告提出建议和意见，认为今年的报告过于温和，不敢点名(7月2日《时代周报》）。

　　审计署一直以敢于直言而著称，这回却“温柔”得让人不是滋味。全国人大“问责”提醒是必须的，也许各类评论亦会对继续审计署“发难”，在这里笔者倒是想为审计署解释两句。

　　请注意审计报告中的字样：“有73个部门的项目支出预算未按规定确定政府采购金额，并编制政府采购预算；76个部门项目支出中的422.56亿元政府采购预算，未按明细的采购目录列示”。是的，这些部门的名字应该被“严厉”地点出来，但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曾经被审计署“严厉”地点评过多次，其关键词就是“财政预算不严”。

　　审计与监督固然很重要，但预算不严密不透明，必然是行政经费支出有了“自由”的空间，以至于“人大”不知道，老百姓更不清楚，公共财政甚至会成为部门或少数人任意支配的“小金库”。

　　公共财政的本意，应当是纳税人主导和监督国家与地方财政收支。要实现财政收支服务于人民利益目标，关键就是要让公共财政理念深入人心，让民众监督政府。人民参与的依法理财需要完整和严密的预算，并且要让预算上升为法律文件，从而让政府的行为完全受到预算的“硬约束”。“人大”是法律明确的权力机构和立法机关，有权对违规预算和决算“叫真”甚至动用法律保障，仅仅像普通百姓般对财政支出浪费现象“放空炮”、“过嘴瘾”显然是不够的，必须从监督上“强硬”起来。

　　江苏顾一冰税务员

　　少年法庭要延伸教育保护职能

　　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指导小组办公室即将更名为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更名后的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将是一个独立建制的处级机构，将配备专门人员，具体负责全国少年法庭的指导工作(6月30日《法制日报》)。

　　笔者认为，少年法庭除应单独设置，还需扩大管辖范围，延伸对未成年犯的保护和教育职能，这也符合成立少年法庭的初衷。针对当前法院案多人少、审判任务繁重的矛盾，法院可以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根据各地法院办理少年犯案件的多寡，少年法庭可以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审判员应当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有审判经验、善于做未成年人思想教育工作的刑事审判优秀法官担任。人民陪审员由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并经过必要培训的共青团、妇联、工会、学校的干部、教师或者离退休人员、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等担任。笔者相信，随着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的成立，少年法庭机构设置的完善，少年审判相关法律问题研究的强化，少年法庭在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将发挥无可比拟的作用。

　　江西丁吉生法官

　　诚信证明并非保证诚信的关键

　　据报道，7月1日河南省信用建设促进会诚信信息工作委员会郑州办事处挂牌成立，这意味着“全国诚信保真查询系统”在河南的信息采集工作正式启动。也就是说，河南的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普通居民从此将陆续拥有一个“电子信用身份证”。

　　诚信乃立身之本。然而，当文章抄袭、高考舞弊、民族作假、官员贪污受贿等被屡屡曝光时，我们不得不开始忧虑诚信危机的到来。诚信的缺失，使得社会运行的成本和风险大大增加，一旦道德体系坍塌，社会将无法继续正常运转。

　　通过查询信用记录中的信用状况，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社会信息不对称问题，并对失信者实行心理上的威慑。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信用身份证”的确是维护和重建社会诚信的有益尝试，积极价值不容置疑。

　　不过，认为“信用身份证”是灵丹妙药，想依靠其建立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显然还不太现实。首先，“信用身份证”的证明力和公信力就难免令人质疑。信用数据的录入、管理和审查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该由谁来监管？又该由谁来监管监管者？一旦某个环节出现纰漏，就很容易被某些人所利用，成为违法犯罪的新工具。美国的信用体系高度发达，但却爆出了伯纳德·麦道夫———这个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白璧无瑕式”诚信记录的投资专家的巨大经济骗局。此外，据悉该“信用身份证”的个人版将包括姓名、身份证号、住址、单位、户籍、教育、贷款等私人信息，如若没有完善的查询制度和先进的保密技术护航，隐私权很难保证不被侵犯，一旦信息系统遭到攻击后泄漏，会造成社会的极大混乱甚至导致崩溃。

　　北京石婕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