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不管党内党外，对那些滥用职权搞腐败的官员和为富不仁、取财无道的富人，愤慨乃至仇恨是正常的。因为他们是害群之马，既损害了公众的利益，也败坏了党和政府形象。但不讲事实、缺乏依据的情绪化却要不得。情绪化，其实意味着人被情绪左右了言行，通常会失之偏颇。比如，现在弥漫在网络间的仇富、仇官心态，就很有些非理性的情绪化。

　　相关的例子有很多，如果要以较近的新闻为例，那就是杭州飙车案和邓玉娇案。先说前者，飙车撞死人，触犯了法律，就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本来没问题。可是，不少媒体和网络的评论，却把矛头指向了“富二代”，似乎有钱人家的子弟，便是恶少。再说后者，邓玉娇固然令人同情，邓贵大确实死得不光彩。但是，许多评论把邓玉娇称为除暴安良的“女侠”“女英雄”，甚至有网友说邓贵大死得活该、死有余辜。这些评说，在涉案人员脸上贴上了标签，充斥着仇富、仇官的情绪。冷静想一想，不难知道，审理、判断飙车案、杀人案，不应该过多渲染“富”和“官”的身份。

　　一个“仇”字，让人感慨。仇恨这个字眼，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我们并不陌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很少听到这个“仇”字。可是，近年来，为什么仇富、仇官心态会漫延呢？对此，确实应该认真分析。

　　客观地说，一些富人为非作歹、部分官员贪污腐败，甚至还存在着官商勾结、寻租权力的现象，这正是导致仇富、仇官情绪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情绪化的左右下，矿主、开发商、老板、城管等等，都成了标签式的贬义词。而且一些人似乎天然地对政府不信任。比如，只要政府部门公布各种事件、事故的调查结果，总有人出来表示质疑。如果这种质疑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有事实依据，那是有益的舆论监督，值得鼓励。但有些人却是不管政府部门说什么，都毫无根据地质疑和指责。这，正是情绪化的表现。

　　对于这种情况，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首先应该正视，而不是委屈。一方面，要加大反腐倡廉的力度；另一方面，要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力，坚持信息公开，诚信行政。此外，还要从制度上确保人大、政协、媒体、公众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得以有效进行。

　　同时，公众尤其是网民，要客观、公正地看待富人和官员，那些通过劳动、智慧致富的公民和执政为民的官员，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情绪化的仇富、仇官心态是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对富人讲社会责任、积极投身慈善事业的举动，不妨给点掌声；对政府部门诚恳接受社会监督、认真改进自身不足的进步，应该加以肯定。

　　比如，对上海莲花河畔景苑的在建楼房倒覆事故，上海政府部门包括闵行区委区政府表示，要兜底翻、彻底查、决不姑息。不管涉及到什么问题，要一查到底；不管涉及到什么单位，要一追到底；不管涉及到什么人，要一究到底。这种态度，总是值得赞赏的。(冯致) (来源：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