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繁峙县副检察长穆新成被纪检部门实施“双规”后，记者从可靠渠道获知，其资产肯定超过1亿元。与5辆价值百万元以上汽车一起被查扣的，还有穆新成曾经救助过的贫困者赠送的多面锦旗。这就是真实的穆新成———通过“江湖规则”，从政商两界获得巨额灰色收入；而后扶危济困，修庙种树，乐此不疲。(7月6日《中国青年报》报道)

　　穆新成腐败的事实不容置疑，同时他对穷困之人不乏乐善好施之举。受贿而后济困，为此很多网友不但对其受贿表示出极大的宽容，甚至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确实值得一番深思。

　　早在4年前，湖南临湘市原副市长余斌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但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余斌最终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当时就有很多论者为其鸣不平，并大力鼓吹“为民受贿”的奇怪逻辑。“受贿济困”的逻辑说得通吗？首先，受贿与济困完全是两码事，济困的美德完全不应建立在受贿的肮脏之上，公众也不需要官员通过受贿的方式来展现个人的私德。与济困私德相比，官员的履职公德才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所谓“受贿济困”究竟是为了民众利益在赴汤蹈火，还是备下了“后路”而良心康安、有恃无恐？

　　向穆新成行贿的“朋友”绝对不是慈善投资家。正因为穆新成帮他们摆平了很多摆不上桌面的事儿，他们才会“心甘情愿”地向穆新成进贡。归根到底，穆新成的巨额家产不是来自所谓的“朋友”，而是来自对法律正义和公共利益的主动出卖。

　　之所以有人称之为“劫富济贫的大侠”，并非说明穆新成是一个好官，恰恰说明人们对官员道德的信任感已经跌落到怎样的程度：一方面，真正为民的好官是十足稀缺品，以至于有违法瑕疵也不招人反感；另一方面，公众对法律在惩治贪官上的能力和公正也不信任，以至于有网友说：“如果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穆二小就该枪毙！在这个贪官屡见不鲜的时代，像穆二小这样起码还能做一点事的人，你得竖拇指，因为很多官员都还不如他！”“一我不花公家的一分钱；二我不花案子上的一分钱。我的钱都是朋友给的。”这是穆新成的“原则”。这样的“原则”再结合济贫助困的事例，在很多人看来堪称现时代的“好官标准”。一个大贪官，只要他不直接贪污纳税人的钱，只要他不欺负弱者反而同情扶助弱者，就是可以得到宽容的，甚至是可以得到称颂的———看看，“好官标准”已经沦落到了怎样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