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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鲁（1877~1947）字曙青，号叔钦，福建长乐人，天文学家，民国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

　　中国现代科技史上理应记下这段饶有意味的对话。对话的时间是1915年，对话的一方，是时任民国中央观象台台长、天文学家高鲁，另一方是个不知名的“说客”，他来自筹安会——一个袁世凯为了称帝而成立的组织。

　　来人问：“听闻最近天空中出现了帝星，有这回事吗？”高鲁答：“我不知道什么叫帝星。”来人又说：“五星联珠，这是吉兆，您应该顺应天象，上书劝袁公正位才是。”高鲁又答：“这样的天象，是可以通过预测计算出来的，我不知道这和吉兆有什么关系。”来人只得怏怏而去。

　　这段对话，仿佛是天文学在这个古老帝国中地位的缩影。正如中央观象台的前身叫做“皇家钦天监”一样，数千年来，天文观测主要是为了给皇家统治正名与造势，而并非科学研究。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望远镜在明末就已传入中国，但清代所制的众多天文仪器，却无一装备这个功能。

　　不过，自从通晓天文的高鲁担任中央观象台台长后，这个学科逐渐“洗脱了原本的政治性和神秘性”，开始了它现代化的历程。这个历程从阳历纪年开始。1912年,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晚，就采纳了高鲁的建议，签署了立法改革的《改用阳历令》，替中国翻开了阳历纪年的第一页。

　　新历法的编制，正是在高鲁手中完成的。他和他的助手们依照公历按月编排，每日下面载昼夜长短，注明二十四节气和纪念日等。他还以中央观象台台长的名义告知全国，中央观象台愿无条件为国民服务，帮助每个人将生日从农历换算成公历。

　　当然，早已习惯农历纪年的中国人，对这种全新的纪年方式，表现出了某种陌生和抗拒，应者寥寥。这一年，正值高鲁母亲霁云楼的七十寿辰，高鲁只得请求母亲将生日换算成公历，以示对儿子推行公历的支持。老太太欣然同意，并捐款作为天文学基金。

　　可更不顺心的事还在后面。此时，偌大的中国，却没有一处国人自己搭建的现代天文台。

　　1913年10月，日本召开亚洲各国观象台台长会议，身为中国中央观象台台长的高鲁竟未被邀请，相反，上海徐家汇观象台的台长——英国人劳积勋，被邀请代表中国出席。

　　这被高鲁视作中国人的“耻辱”。他开始积极筹划在南京建一座大型的天文台。经过多方调查，他把地址定在紫金山第一峰——北高峰上。高鲁和助手爬上这座山峰，亲手测量了这里的经纬度——“东经118度49分，北纬32度02分”。1934年8月,这座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具有当时世界一流水平的天文台，终于耸立在南京紫金山巅。

　　这座天文台的建成，轰动了国际天文学界。中国的现代天文学也就此开始了现代化的观测历程，许多分支学科和天文台站都在这里诞生、组建和拓展，这里也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的摇篮”。

　　不过，对于高鲁而言，这座天文台就如同他的一个“难产的婴儿”。在战乱频繁的艰难岁月里，它曾6次停工，每次都是高鲁上下奔走，磨尽嘴皮，才为天文台筹来了数十万元款项。

　　根据旁人的回忆，这个福建人除了痴迷天文，再无其他任何爱好，就连家中的几案陈设、书房字画，以至庭院的草圃石径，都是用各种星象图装饰而成。

　　在10多年的天文台建设中，高鲁一度经手数十万元的巨款，却没有为自己留下什么好处。他一直保留着书生的脾性，印章上也刻着“清白”二字，放在案头作为座右铭。1947年，高鲁因肺炎在福州病逝，临终时甚至到了“典当房屋、衣物”的地步，连一口棺材都买不起。

　　即便是这样，他也念念不忘自己的天文事业。高鲁的孙子高三沪向记者回忆说：“祖父逝世前的最后一天早上，还让我扶他到天井中。他抬头看天象，看了很久很久，然后便是一声长长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