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易司法”，这个叫法连易满成自己都忘了始自何人何时。这个在当地通用的称呼，表达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工作上有自己的一套，既能给领导分忧，又能给群众解难。

　　易满成的心里，时常记挂着五件事：维护社会稳定，及时处理和遏制群体性事件是当仁不让的“要事”；在新的形势下拓宽视野，创新思路，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是他考虑的“新事”；党委政府难以处理进而交办的影响当地和谐稳定的信访和纠纷案件是他的“大事”；有些如不及时排除就会酿成矛盾与纠纷的苗头和动向，是他经常关注的“小事”；工作得到各级充分肯定，百姓拥护，一方平安，是他感到温暖和宽慰的“喜事”。

　　在燕子乡、在鹤峰，在恩施州，无数干部、群众见证易满成的“心事”。

　　“两办一所”调处纠纷

　　杨国兴抹了把脸上的汗说：“老易啊，这个案子没法办了。”

　　“先别急，我再看看。”易满成喝了口水。

　　2005年6月，燕子乡楠木村的大场坝里，一场家庭赡养纠纷的调解听证会在这里举行。

　　火辣辣的大太阳晒得人黑、汗水流，杨国兴心里急：“四个儿子、一个女儿，都不赡养老人。一个上午了，硬是没法解决。”

　　易满成开口了：“麻绳子穿草鞋，一代传一代。你们现在怎么对老人，以后你们的子女也会这样做。”

　　轻描淡写地几句话，小儿子走过来，背起老人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服气：又不是他易满成的爹，他都能这样耗到午后不吃饭，做儿子的还能为些芝麻绿豆般小事不管老人？

　　事情有了转机，杨国兴拍了下易满成的肩膀：“行啊，老易！”

　　时任燕子乡综治办副主任的杨国兴，自从跟易满成一番谈话后，就跟老易一起频频出现在矛盾纠纷的调处现场。

　　与易满成的家庭情况差不多，杨国兴的爱人也是体弱多病。在乡政府一碰面，两人总会互相问候一下，但马上就转到工作上来。

　　“现在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我一个人也搞不过来。我们人民调解跟综治维稳工作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两人联合，你看怎么样？”

　　“行啊，跟党委汇报一下，我们一起搞。”

　　2001年，燕子乡司法所、综治办合署办公。2004年，易满成兼任燕子乡信访办常务副主任，“两办一所”开始联合运作。

　　“在燕子乡，60%的信访案件都是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易满成说。

　　谭飞耀是燕子乡的“上访专业户”，他因所在的车家村水库建设、林地被淹的搬迁安置问题，多次上访。

　　红色运动衫、绿色小挎包、一双草鞋。一段时间，燕子乡的工作人员只要一看到这身装束就头痛：谭飞耀又上访来了。

　　知道这件事后，易满成向乡党委、政府写出专题报告，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这天，谭飞耀又来找“易司法”了。

　　“你要相信党委、相信政府会帮助你解决好问题，你上户口的申请，我送给乡领导签字后，再去派出所办理上户，只有户口问题解决了，才能重新安置，在村里承包土地。”易满成握着老谭的手，向他解释。

　　谭飞耀说：“"易司法"尽心尽力了，叫人心服口服，我已经不是过去的谭飞耀了。”

　　燕子乡副乡长覃长玉告诉记者，易满成将司法行政工作与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结合起来，为党委和政府分忧，为群众解决诉求，形成党委、政府和群众的桥梁。

　　2008年，易满成到湖北省司法厅汇报工作，湖北省司法厅厅长汪道胜专门留住他，谈了半个小时。“汪厅长当时提出基层司法所"一所三中心"的思想，我当时就说，在我们燕子所，已经开始了信访、综治、司法所合署办公，"一所三中心"是个好法子。”

　　“四级包案”源头维稳

　　“覃书记，你快过来一下吧，我们村出事了。”2008年5月1日，燕子乡燕子责任区总支副书记覃正龙突然接到龙坪村支部书记田芳美的电话。

　　龙坪村的董幺姐母女被同村村民周方远打昏在地。

　　事情起因很简单，采茶的时候，因为田间行路碰撞，董幺姐骂了周方远几句。周方远没有理会，回家后给儿子说起了这件事。

　　一听父亲被人骂了，周方远的儿子跑到田里找董幺姐理论，双方大吵起来。

　　坐在屋里的周方远听到骂声，抄起一个大锅铲就往田里奔，不管三七二十一朝董幺姐母女砸了过去。

　　2008年，易满成提出了“四级包案制”，按照村、责任区、各个部门、乡分管领导四个层级，由各级负责人签订责任书，分级负责，层层把关，把矛盾纠纷和信访案件消化在基层，从源头上化解不稳定因素。

　　覃正龙作为责任区负责人，听了田芳美的话，带着派出所民警赶过去，将董幺姐母女送往医院。

　　“这件事情，如果由公安机关来处理，周方远父子肯定要负法律责任。”覃正龙说，但是，周方远父子受了处罚，两家的疙瘩肯定越来越大，说不准以后还会有摩擦。

　　看董幺姐母女已经没什么大碍，覃正龙开始做工作，董幺姐答应不追究周方远父子的刑事责任。

　　2008年6月2日，龙坪村茶叶加工厂里面，来了200多人。见柴垛、凳子上坐满了，有的人干脆坐在地上。

　　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干什么？这天，易满成要主持董幺姐、周方远双方纠纷的调解。同时，还有一场关注留守老人与儿童的法制进农家讲座。

　　易满成告诉记者，调解矛盾纠纷工作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普法，“群众的法律意识提高了，矛盾纠纷自然就少了。召集群众参加矛盾纠纷的调解，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机会。”

　　“四级包案制”开展一年多来，覃正龙的工作多了，但是一想到事情闹大了就更难解决，他觉得累点儿也值，“农村情况比较复杂，可能两个家庭的矛盾会变成两个家族的冲突，到那个时候，矛盾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现在，各级负责，可以及时发现、化解矛盾。”

　　今年6月，覃正龙接到乡民政办的电话，提出新行村8组有村民反映，村干部冒领低保。

　　覃正龙召集新行村8组的村民，让组长解释低保的评定过程，把各项材料都拿出来给村民看。

　　最后，有村民站出来说：这个事是我向乡里反映的，这个低保的公示我看过，也参加过评议，当时还举手赞成了。因为我没评上，就是心里有点不舒服。

　　“解决了这件事情，我很高兴。四级包案，矛盾纠纷在我这一级就能解决，这才是矛盾不上交啊。”覃正龙点上一根烟，很惬意地抽了一口。

　　司法所受党委政府重视

　　今年6月20日，燕子乡桃山村发生一起林地纠纷。桃山村距乡政府所在地有4个小时的车程，路远、天热。

　　“老易，你坐乡里的车过去。”燕子乡党委书记、乡长谷祥勇拉住正准备出门的易满成。

　　“今天县里来检查，不得用车吗？”

　　“没事，要用车，我再去借。”

　　易满成告诉记者，这只是一件小事，但可以看出党委政府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视。

　　“司法行政工作的着力点放在矛盾纠纷的化解上，保证了和谐稳定这个前提，党委政府也就能有精力抓经济发展。同时，易满成还能给政府工作把好法律关，提依法行政的好建议。这样一来，司法所自然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副乡长覃长玉说。

　　2005年，因某水电工程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大型机械要经过燕子村。根据工程需要，五组村民自筹资金修好的一段路需要加宽。见有人投资，村民们提出过高标准的条件，否则不许借道村里。

　　因无法达成一致，项目一时难以推进。乡领导多次协调，村民们都不认同。

　　这天，跟随乡领导一起，易满成来到村里，召集村民开群众大会。100多名村民赶了过来，围了个严严实实。只要领导讲的哪句话听起来不舒服，村民们就集体起哄，吵吵嚷嚷，现场十分嘈杂。

　　易满成见状，大声喊了起来———

　　“我就是对面易家垭上的，跟你们一样的，也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脚上穿的泥巴鞋子。搞司法工作的跟济公一样，爱打抱不平。有道理的，我们支持你，没道理的，我们要作出解释。路是修在国家土地上的，一修起就成了公用通道。对方又没有给你们搞坏，从政策法律上来讲，你们揪不住别个。修水泥路现在有难度。你们都做过生意，明明划不来的事，你要他怎么做。等电站修好赚钱了，你们再提出要求，到那时解决起来更好！”

　　“路是你们自己修的没错。政府没管是事实，但是以后，你们是不是也不要政府管了，怎么能斗这样的气啊。”

　　“你们要懂法，不能做违法的事情。”

　　……

　　几嗓子喊下来后，人群安静了下来。当天，除了一户外，其余村民全部签了协议。3天之后，工程所需的大型机械全部运了过去。

　　如今，在燕子乡，一碰到重大事项，就会召开扩大会议，请易满成参加，让他出谋划策。“易满成能够从大局考虑问题，既让政府行为符合法律、法规，也能让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覃长玉说，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要依靠司法所当顾问。

　　1994年，易满成从基层小乡乡长的位置，调到燕子区公所(现燕子乡)任司法助理员。从此，他见证和经历了基层行政工作的甜酸苦辣，曾经为向农民收“三提五统”费和配合计划生育工作而迷茫，也曾经为经费困难创收无力而烦恼，还曾经为没有合适的办公场所没有办公设备而困惑。

　　而如今，司法所从曾经的点缀进入乡里的中心工作视野，易满成动了不少脑筋———

　　2001年，他在全县率先实行司法接待日制度，后来又与乡领导接待日相结合，比县领导接待日提前几天接访。此举使那些原本准备到县里上访的群众，在乡一级就得到申诉和解决问题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外出上访的数量。

　　2005年，他和同事编写了通俗易懂的普法歌谣，印数从最初的500份增加到后来的5000份。由于实用好记，普法歌谣在老百姓中广为流传。

　　2006年，他将十多年来的工作经验总结为“十心工作法”：为党为民要忠心、接待群众要热心、听取陈述要用心、调查研究要细心、为民办事要诚心、对待弱势要爱心、思想工作要耐心、拒腐防变要决心、困难逆境要恒心、处理难题要信心，并在全省、全国政法会议上发言推介。

　　自兼任信访办副主任后，他还推行了矛盾排查制、提前介入制等11项制度，使燕子乡民调、信访工作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老百姓“信访不信法”的观念逐步转变。

　　……

　　本报武汉7月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