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换技术”的得失之辩

　　谈及上述仲裁，“我的钢铁”网副总经理贾良群表示，“在对外冶金技术合作上，我们还是换到了不少东西，发明和专利可能都是别人的，但到了中国之后，这些技术都进行了消化。

　　贾良群分析，外资冶金设备制造企业看中的是中国庞大的市场，这个市场钢铁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70%-80%。只有这个市场才有能力消化那些冶金专利技术。就跟刚改革开放时一样，外资看中的都是中国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在特殊年代，“市场换技术”可能是最可行的方式。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力挺“市场换技术”，他认为质疑该战略的观点过于片面，不同性质的行业、企业，在“市场换技术”上得到的效果和方式会有所不同，有的是直接获得技术，有些则是通过外溢效应间接获得技术。

　　不过，更多的声音是在质疑“市场换技术”。上个月底，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提出，国内汽车生产企业大多采取“以市场换技术”的方式与国外公司合资合作，但在技术、品牌、产品制造和营销网络等方面保护中方权益、推进“以市场换技术”的规定不健全，这既影响了“以市场换技术”的实施效果，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自主品牌的市场空间。

　　汽车分析师贾新光也不看好“市场换技术”，他认为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可否认，我们换来了一些技术，但在换技术的过程中，中国企业不仅把市场拱手让出，还丧失了当年的开发技术，彻底沦为外资的附庸。市场上所有的主流车型都是合资企业引入的产品。”

　　家电产业专家刘步尘也认为，家电产业的“市场换技术”实践证实，此策略鲜有成效。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家电生产国，但几乎所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国产家电产品出口屡遭“专利门”；我国生产了全世界80%的DVD，但绝大多数的利润却是用来支付国外的专利费。

　　“最怕的就是外资利用技术和法律上的优势，垄断中国市场。这也是有‘前车之鉴’的。如在汽车、冶金、日化等领域，外资不仅掌握核心技术，还占据了半数以上的中国市场。”杨安进表示。

　　“市场换技术”并没达到人们的想象预期，而正处快速发展期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高科技，那么高科技从何而来？

　　“合资公司技术消化”亟待加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宋泓至今还记得6年前对国内汽车产业的一次调研。在当年的走访中，宋泓向一合资汽车企业的中方代表问了一个问题：“合资公司不可能永远继续下去，未来你们该怎么办？”中方代表竟对此问题瞠目结舌，因为他们只顾眼前利益，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而这正是外资希望看到的。

　　贾新光也道出一个现状：在很多合资公司中，中外双方的股权都是对等的，但在产品、技术、管理等方面，外方有话语权而我们没有。此外，外资实际上已从知识产权、品牌、产品技术、管理、销售网络、售后等方面取得了实际的控制权。而中方在这些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非常少。

　　“中方急需转变观念，要尽快解决‘关键技术通过合资方式转换成自己的’问题，并在合资过程中建立自己的品牌，形成专利体系。毕竟，我们的议价条件在一天天贬值。”宋泓强调。

　　杨安进透露，很多企业非得在与外资合作中“吃了亏”才知道自主研发的可贵。在转换专利技术方面，首钢算一个国企“争气”的例子。1980年，保尔沃夫就与首钢有过合作。首钢迁址时，在得知该公司准备引进高炉无料钟炉顶技术后，保尔沃夫开出800万欧元的技术转让价。如此高昂的开价刺激了首钢自主研发高炉无料钟炉顶技术的决心。根据多项已有的自主知识产权专利，首钢开始研发特大型高炉无料钟炉顶设备并最终成功。如今，无料钟炉顶技术已成为首钢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之一。据悉，首钢采用的220项先进技术，1/3是自主创新。

　　“资金换技术”能解技术难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和企业都累积了不少财富，金融危机以来，出国并购风潮此起彼伏。四川腾中收购悍马、五矿拿下澳洲矿业公司OZ、中国民企欲抢购皮尔·卡丹……“资金换技术”一时流行起来。有部分专家建议，中国企业在资本运作方面已有经验且资金雄厚，既然“市场换技术”不尽如人意，那么以后可以考虑走“资金换技术”之路。

　　专家们普遍认为，如何使中国企业真正迅速地拥有世界一流技术是件很困难的事。数十年的差距靠加强研发来拉近，实现的可能性很小。“核心技术上的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缩小，反倒有扩大的可能，因此并购是个不错的选择。”贾新光分析。

　　“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中国企业近几年的收获多于‘市场换技术’前20年的收获。”贾新光分析，“这些年来，企业采取的合作方式多种多样，民营资本在与外资的合作上开始游刃有余，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的合作越来越多，并购、入股等形式层出不穷。很多核心技术的掌握就是通过资本运作来操作的。中国企业应充分利用金融环境的变化，抓住获得核心技术的机会。”

　　宋泓提醒，通过并购获取专利技术只是一种形式，如何把收购来的专利尽快消化并实现产业化才是最终目的。“专利保护有年限，若不尽快实现产业化，就等于把钱打了水漂。”

　　不过，贾新光以上汽收购双龙为例告诫正在积极寻找海外并购的中国企业，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并购要有选择性、长远性。要充分考量收购所带来的代价和所得是否成正比。上汽早年间并购双龙51%的股份，成为双龙大股东，但随后便不断遭遇韩国媒体、员工甚至政府“转移技术”的指责，双龙员工还经常以“罢工”威胁上汽。“当地政府和企业员工不会眼睁睁看着你拿走技术。”

　　专家们提醒，外资之所以要出售，一是因为他们的确亏得不行了，另外就是他们需要中国的钱。而中国企业光有资金是不够的，收购后的问题才是大问题。中国企业在开展海外并购时应多想想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的话——“海外并购难道仅是一个‘钱’的问题吗？你吃得下来，管得了它吗？”

　　技术自主创新是根本之路？

　　“中国的技术出路还得靠自主创新之路。单靠技术引进，是短浅的做法。中钢这个仲裁案就是个明例。现在中钢也面临‘要不要自己研发’的抉择。”杨安进表示，“抛开这个仲裁案不说，从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看，‘世界工厂’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已不明显，靠低成本吸引外资并不现实，中国只能靠自身企业的发展才能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过去20多年的经历不难看出，外资输入中国的技术并非现金和核心技术。这不仅造成了外资对先进技术的垄断时间，还直接造成中国企业技术落后，走‘市场换技术’这条路，可能永远得不到先进技术。”刘步尘感叹。

　　刘步尘坦言，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走自主创新这条路非常艰难，很多企业之前也尝试过，但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到后来有资金了也不愿研发，因为还可以依靠外资技术。“掌握不了核心技术”说到底是中方企业长期只顾眼前利益所致。

　　如果中国企业再不强化研发创新，不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不打造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品牌，最后只能沦落到低质高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中，永远受制于人，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被边缘化。

　　正如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所说：“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产业技术提升的必然之路。只有我们的企业技术创新上去了，产业才能良性发展。”

　　谈及如何提升自主创新时，专家们认为，增加研发经费是必须的。刘步尘认为，外资的很多方面值得中方学习，如管理、技术研发等。娄勤俭谈及中国企业研发投入时也表示，国际上一般的跨国企业都保持了10%的销售收入投入在技术创新上，但国内只有几个骨干通信企业能达到这个数字。中国企业研发有相对投入不足的部分，比如说加工生产的这部分，就是人家拿来的技术，按照要求进行生产。

　　民营企业换技术的成功尝试

　　专家们总结“市场换技术”得失时一致认为，民营资本和民营企业做得比国有企业好。“对外开放30年，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不仅在国内市场表现突出，还成功进入了海外市场。”宋泓表示，“像吉利、华为、朗讯等都很活跃。”

　　杨安进拿华为举例：最初，民营企业华为与其他国企一样，也是在复制和学习西门子、摩托罗拉等的技术，生产路由器等产品，在此过程中，华为意识到，仅靠模仿永远无法立足在产业前端，也不可能是发展的长久之计，于是华为对自己做出战略调整。华为每年在研发上的投入基本占到该公司利润的10%左右，华为每年的专利申请数量也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华为并非所有的技术发明都是核心专利技术，只有少量技术是核心技术并走在世界前列。但华为可以把这些核心技术作为与外资交换技术的资本，外资若对华为研发的核心技术感兴趣，肯定会把自身的技术与华为做交换。华为就靠着这条发展道路，走到了现在，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通讯设备提供商。

　　反观我们的很多国企，却在同一时段浪费了很多机会：“10年前，国内通讯界流行一个词，叫‘大中华’，‘大’指的是大唐，‘中’指的是中兴，‘华’指的是华为。如今，‘大中华’中的‘大’，即大唐今非昔比，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该公司的国企背景束缚了该公司在研发方面的发展。”

　　杨安进分析：“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上之所以优于国企，归根到底还是资金归属问题。民营企业的钱都是自己的，它们有忧患意识，在研发投入前会考虑，这些投入最终能给企业带来多少利润，有回报的研发才会应用。反观国有企业，因有国家这个大靠山，国企领导不担忧企业的将来；因领导流动性强，甚至还有任期，致使其不重视企业长远规划，普遍追求眼前利益和政绩；自主研发见效周期长，只有几年任期的国企领导往往轻视研发甚至完全不予考虑。”

　　宋泓认为，国企在用人机制、管理等方面并不科学，绑住了自主创新发展的手脚。虽然国家也制定多个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如近期出台的《国家产业技术政策》等，但政策落实毕竟有一个过程，且最终执行还是要靠各个企业。自主创新之路在国有企业真正实现显得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