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处处秀美的村落，一条条流韵的小河，梅雨时节雨洗过的山峦清爽得沁人肺腑，雨过天晴后隐隐的翠绿从薄雾中静静现身，像出浴的少女，如待嫁的新娘……走进武陵山中的湖北省鹤峰县燕子乡，仿佛进入了画中。

　　7月2日5时30分，相约在这样一个雨后清新的清晨，本报记者开始走进易满成这土家汉子心中，去发现另一番风景。

　　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大苦难，何以能把不幸嚼碎吞进肚里化作工作的动力？他几十年如一日能在最贫困的大山中为最底层的群众服务并乐此不疲，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他？作为一位普通的基层司法行政干部，他是如何让领导信赖让群众信服的？他用了些什么方法，把最不起眼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

　　盯着易满成的脸足足有五分钟，记者试图找出脑中许多问题的答案。这土家汉子一张饱经风霜的脸充满着憨笑，一如平常的淡定平静，宠辱不惊。

　　“我做的事，是党和群众的需要”

　　记者：我在采访中接触的人都很敬佩你，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比如有人说：你如今都年过五十了，政治上也不会有什么前途，混一下日子算了，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工作？

　　易满成：面对组织的信赖，我不能推脱；面对群众的信赖，我不能退缩；面对家人的信赖，我不能倒下。

　　我不图名不图利，但是我活在这世上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不能奸诈狡猾，要叫别人在背后说这个人为人好、能干事。否则别人处处提防你就没有意思了。做人品格要高尚，做事要多付出点。我常说：人不是做事做死的，是病死的，不做事容易得病的。我们土家族常教育后代：手上的泥去了还有来的，身上的力气使了还会再生的。

　　记者：这么多年，背着家庭的苦难、拖着有病的身体，你一直穿行在山寨之间调解纠纷，是什么信仰支撑的？

　　易满成：我确实说不来什么豪言壮语，我祖祖辈辈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穷苦不堪。特别到了我父亲就更难，在父亲9岁那年祖父被抓丁后一去不返。是共产党救活了我一家人，所以从小我就被教育要感恩共产党，听党的话。

　　1974年我高中毕业，所在的山村董家河只有我们几个高中生。作为村里少有的“文化人”，我觉得自己要努力做些什么，毕业后回乡肯吃苦，也乐于助人。

　　但是不久后生产队选举我当生产队长，却把18岁的我吓哭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怎么管好哪！

　　当时有发愤之想，要向典型学习。那时候新河公社团委书记叫马桃香，带领青年开荒山成了远近闻名的典型。我在心里暗自发誓要向她学习。后来，马桃香作为公社团委书记这一级的典型，我作为村级团干部的代表，到武汉参加了省团代会。

　　1984年9月，我被招干，正式参加工作。

　　那时真能吃苦，工作热情极高。记得首届村委会选举，我一个通宵赶了几十公里到燕子区公所送选举结果。区领导说：你太能吃苦了，别人难得做到。后来领导就安排我到荞云乡和清河乡当乡长(小乡)。

　　我做的事，是党的工作的需要，也是群众的需要，这也是我的追求。

　　“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

　　记者：你现在住的不过是路边的小平房，一下雨你就得拿盆接雨水，你的爱人身体也不好，听她说最穷的时候你们招待客人还得去赊几斤米。面对贫困，你是怎么看待的？你是怎么挺过来的？

　　易满成：我觉得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不在于索取和享受。人生价值也不在于发多大财，当然我也不认为贫困就是光荣的。我的价值取向，就是该有的就会有，不该有的就不属于我。

　　我大女儿1985年2月出生，小女儿1986年8月出生。她们都不是先天有病，后来两个孩子病了，根本没钱去大医院看，最多只是到县医院，一般到乡医院，甚至请乡间的土医生，病急乱投医。当时我们喂猪，猪肉自己基本上没有吃过，全部送给土医生了。1990年，本来有病的妻子手术后又出现后遗症，第二年过春节，连山里人都有的杀年猪都免了，生活是极度贫困。一家4口人，常年吃自己种的苞谷。每个月要去街上赊20斤米，下个月工资发了再去还钱，有年春节只能赊7斤土酒孝敬老父亲。

　　到1995年，妻子身体有所好转，能做饭和干些家务小事，我就解脱多了。第二年借钱在清河集镇盖了房，连材料带工钱等全部花了1.7万元，还债用了十年。

　　当了20多年干部，我至今没有脱贫。但是，我无所谓，因为我生活上无过高要求，也不觉得苦。

　　我现在有两个心愿：一是收养的女儿秋帆如果能上大学，就需要一笔学费，等到那时我六十岁了，没有人放心把钱借给我，我要省吃俭用存钱，如果她成绩不好不能读大学，就要给她修房子，让她有落脚处，其他的事我没有能力了；二是要把房子整修一下，里面到处漏雨。

　　记者：家里这么困难，有没有考虑换个工作，或者经商去赚钱？

　　易满成：我去经商做生意行吗？没有本钱也找不到市场。整天抽烟喝酒打麻将混日子玩去吗？对这些，我从来都没有一点爱好。混日子就是没有尽职，一是党组织不答应，二是群众也会有意见。

　　工作也是谋生手段，现在我每个月有一千多元报酬，既然是这个工作养活了我和家人，我得对得起这个工作，至于人家工资比我高而且事做得比我少，我一点也不羡慕。

　　“司法行政工作是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

　　记者：听说你是从乡长的职务调来搞司法行政工作的，有人说你是被贬，还有人说是因你家庭困难给你个闲职好多照顾家人。但是，你来了之后，特别是当了司法所所长之后，把燕子乡的司法行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不可否认，到今天司法所所长这个位置不好当，你是怎么把“闲职”做得有滋有味的？

　　易满成：我1994年到燕子区(即现在的燕子乡)当上司法助理员的，从此跟司法行政工作结缘。我为什么从事司法行政工作？跟你说有三个因素，一是因烤烟价格问题为群众说话得罪了个别领导，有被贬的意思；二是我没有任何靠山，因医治妻子和两个女儿的病，使得我家贫如洗，所以没有钱、也从心底不愿拿钱来搞权钱交易；三是因爱人和两个孩子生重病，给我安排这闲职好有时间照顾家人，领导有照顾的意思。

　　此前对司法行政工作了解不多，认为就是调解纠纷和普法，都是些虚东西。但我的性格就是不管干什么工作，干就要干好。

　　没想到一来就遇到之前当乡长时最头痛的工作———找农民收“三提五统”费和做计划生育工作。但这些难题一个个解决了，我很有成就感，觉得这工作也蛮有意思，从此乐此不疲。

　　当时基层司法行政工作以法律服务为主，得创收。曾几何时，基层经费更困难无保障。从2002年开始，我自办《司法简报》用于普法，有两年时间还得自己掏钱，每年的纸张费、打印费等就要300至500元，这对于我来说可不是小数字。直到2005年，情况才有根本性的好转，人头经费逐步落实到位，司法行政工作人均经费有1.5万元直至1.7万元。

　　2004年，时任乡党委书记的张真炎，刚调来不久，有很多矛盾都找到他那里去了，让他根本没法工作，头痛不已。正好当时上级精神要求，要找一个懂政策法律的人搞信访工作，我就被推荐去兼了信访办常务副主任。

　　我以前也一直兼职从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004年，信访办、综治办和司法所开始合署办公，在这个新的平台上，司法所工作终于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为领导解了不少忧，给群众办了不少的实事。从此，领导认识到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性，是党和群众联系的主要桥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