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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名单

何侠

    50万市民走上街头

　　沈阳第一个国庆大游行

　　1949年10月2日的沈阳庆祝新中国成立，50万群众大游行，极大调动了沈阳市民的爱国热情，加深了市民大众对新中国的感情，是一次极成功的群众工作。

　　事业总是一砖一瓦、一针一线铺垫起来的，我们党的群工事业也是这样在点滴中壮大起来的。那么，1949年的庆祝大游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组织工作中凝聚了多少经验和智慧？本报记者在沈阳市档案馆的馆藏中查到这样一份珍贵的资料：《“沈阳市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暨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工作计划大纲》，在这份《大纲》中，详细记述了沈阳市这次空前的群众组织活动的方方面面。

　　预演多次

　　1948年获得解放后，沈阳作为未来新中国的工业重地，为全国解放事业奉献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对新中国的提早建立极有贡献。

　　从1948年起，沈阳市的各级党政机关、工厂、群众组织就开始为筹备新中国成立的庆典预热，沈阳恢复生产后的多项工业成就都体现在1949年北京开国大典之中，同时，沈阳本地筹备庆祝新中国成立各项活动的工作也进行得紧锣密鼓，在10月份的庆祝大游行活动举行之前，沈阳市已经举行了多次主题庆典游行，如纪念五一、七一、七七的大型集会，庆祝平津战役胜利的数万人大游行等，即是为建国大游行进行预热。记者看到，在这些大会或游行结束后，组织方面都详细地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毫不避讳大会中出现的纰漏，如“庆祝平津解放大会”之后的总结中有一条：“活动进行中，大会入口事先安排的人员找不到了……”还有如“大会广播效果差，一逆风后排就听不到”等等。

　　组织得力

　　这次大会的正总指挥是段苏权，副总指挥是何侠、厉男。

　　段苏权当时是东北军区副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此前曾多年在四野带兵打仗，又是解放军中以善于组织工作和外联工作著称的名将。而何侠和厉男则是当时的沈阳市公安局正、副局长。这几位此前已多次组织大型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游行当日，由于准备充分、经验丰富、组织得当，50万群众参与的中山广场现场游行以及众多分会场的游行庆祝活动举行得井井有条，沈阳市历史上这次空前规模的大型活动取得了极大的社会价值，成为后来历次国庆庆典工作的典范之一。在这次游行的经验基础上，才有了1950年开始连续多年的数十万市民国庆大典及阅兵式，其中尤以1951年的72万市民参与的阅兵及大游行为高峰。

　　中心会场是中山广场

　　《计划大纲》中规定的大会开幕时间是“1949年10月2日上午9时整”。大游行的中心位置则选定为中山广场及其周边的六条放射状大街：中山路、北四马路、南京街、汉口街（均属现南京北街），以广场红塔为中心（当时还没有现在的雕像），建起一座大会主席团圆台，好让广场红塔升起的国旗为四周所望及，50万人排列在放射状大街上，在街上均装设广播放送机。除了一个中心会场，还有数个分会场，

　　这个主会场能容纳多少人呢？组织者心里有数：“每平方米以容纳4人计算，主会场可容纳51万4千8百人。”

　　50万人，在那个年代，如何能做到让各个游行部分都令行禁止，井然有序？除了组织者的能力与经验之外，还要具备现代化的设备，在这次大会上，首次采用了成套无线电设备指挥各个分队。

　　让回忆深入群众心里

　　为什么要划成分队呢？

　　原来，这次游行采用了“对流迂回游行法”，50万群众分成六路纵队，站在转盘放射出的六条大街上，游行开始后便整队穿插，经过广场路面，最终走向对面的街路，这样可以使“每人均可从广场大会主席团圆台及国旗领袖像之下欢呼经过”。

　　从事后看，这一部署达到了很好的效果，大家游行之后，走出各自的街路，便呈放射状自动解散，免去了很多重新集合、解散的程序，又缓解了交通压力，一举数得。

　　关于分会场，《计划大纲》也有周密安置：“组织工作分派到8个区委及郊县的农委。参与与否不要强迫。”

　　“除将男女壮年尽量动员列队参加大会和游行外，其余老弱妇孺及小学生等可有计划地选择本区一条大街，加以布置国旗、领袖像，结彩挂红和装设广播收送机，然后调他们（不参加大会者）到这条街上集中，除收听广播也可组织短距离小范围的游行。”

　　“动员全市民间的所有的6万余部收音机和一部分广播放送喇叭头，均于10月2日当天一律放置在各方的临街窗口上，播送大会场的广播。”

　　“在南站门前设欢迎台，调动群众到站欢迎，并热烈招待国际友人参加检阅大会和检阅游行。”

　　这样细致的安排，究极的考虑，是“要把新中国成立的影响深入到老弱妇孺和小学生的记忆中去”。

　　韩扑/文 孙海 闻达/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