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危机

　　在高安屯焚烧厂建设的过程中，北京市曾有过几次大的讨论：要不要上焚烧厂，利弊如何。在李易达的印象中，有段时间一直听到反对的声音。

　　“鼓励”来自北京市政府。市发改委、规划委等多部门的主管领导相继表示：焚烧厂的建设是必需的。市政管委在回答“确定怎样的技术处理路线”时，提出对发达国家“科学合理”经验的借鉴，重点是“美国、日本、英国垃圾焚烧比例逐年上升”。

　　这种决心也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此前，有位专家给中央写信，说北京市就要垃圾围城，焚烧是一个方向。今年，国家发改委就接到委托，在全国范围内对焚烧厂做调研，供高层领导决策。”李易达说。

　　然而，在这些决心落实到每一个焚烧厂的建设上时，却遇到了意外的“舆论危机”。

　　2006年底，海淀区政府发布“海淀区十一五规划”，准备在六里屯新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并计划在2007年3月动工。周边居民的反对声陡然而起，一封投诉信在万名业主的联名请愿下，送达政府机关。

　　2006年3月，六里屯居民开始寻求法律援助，提出行政复议。2007年5月，尽管行政复议仍维持原有的规划，但政府在六里屯垃圾填埋场举办了首个“公众接待日”。

　　舆论并未就此平息，2007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当天，六里屯数千居民聚集于国家环保总局，表达“反建”呼声。同日，海淀区副区长吴亚梅与居民代表见面，就六里屯焚烧厂建设进行沟通。

　　两天后，在国家环保总局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环保总局官员建议，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缓建。然而，环保部的意见并没有改变北京市政府的决心。

　　今年初，在政府决策和居民舆论相持不下之时，海淀区两会上，海淀区区长林抚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加快推进六里屯焚烧发电厂的建设；而海淀区市政管委负责人表示，预计年内不会开工。

　　3月，国家环保部发表了对“六里屯焚烧厂争议”的最新意见：应进一步论证，未经核准不得开工。这个陷入争议风波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被暂时冻结。

　　“六里屯事件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二英问题。”李易达表示，像高安屯这样的大型焚烧厂，前期投入8个多亿，三分之二都是花在尾气治理，特别是二英的控制上。

　　陈玲表示，北京市既然下决心上焚烧厂，排放的标准会尽可能高。她介绍说，目前北京市的排放标准采取的是欧盟标准0.1纳克，高于国内一般标准。而进入调试阶段的高安屯焚烧厂，由北京市环保局委托中科院生态中心进行了两次测试，结果都在标准范围之内。

　　但是，公众的担忧并未消失，“舆论危机”也被看作一场“信任危机”。赵章元指出，这当中缺失了一个重要环节：公众对环保决策的参与。“建设六里屯垃圾焚烧项目，一定要告诉周边居民垃圾焚烧会产生二英，以及控制二英的方法是什么。”

　　要让全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下一步就是酝酿高安屯垃圾处理设施对周边居民开放，组织他们来参观，今年要开始做。”顾来茹指着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规划图，告诉本刊记者，垃圾场将来要建成教育基地，全部建成以后，是一个园林式的景观公园。

　　而朝阳区垃圾无害化处理中心，更大的愿景是争取列入“生态循环园区”。

　　北京市政管委称，立足于北京今后50年的持续发展，将在东南西北各方位，适当集中规模，择机建设4个日处理能力超过 7000吨的生活垃圾综合利用生态循环园区。

　　顾来茹说，“循环”的关键就是“资源化”，比如焚烧发电、制肥等等。

　　但是以“综合利用”为代表的资源化却比不上“上焚烧厂”的速度。“比如制肥还没决定上不上，重要原因是我们没做到分类，垃圾成分比较复杂，肥料的品质难以确保。”

　　就在高安屯的“综合利用”因为垃圾分类的落后，只能限于“纸上谈兵”的时候，高安屯焚烧发电厂也在为“分类”而焦虑。

　　李易达说，运到焚烧厂的垃圾本应都是生活垃圾，但一些垃圾运输队图省事，建筑垃圾、农村地区的垃圾都倒进焚烧厂，结果有很多不能燃烧的垃圾，造成最后的排放指标难以控制，对设备也有很大损耗。

　　为了让垃圾进焚烧炉前先分类，高安屯焚烧厂试着跟朝阳区环卫部门沟通。“哪辆车的垃圾质量好，我们会做记录，如果不好，就及时沟通调换。已经做了三四个月。”

　　然而，全社会要做到垃圾分类，并非立竿见影。在赵章元看来，我国垃圾分类虽然已经实践十多年，但往往由于管理上的缺陷半途而废。

　　同时，垃圾分类作为垃圾资源化的基础，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运作体系。“垃圾车常常把许多家庭分类过的垃圾，又重新混合起来填埋。”

　　对此，市政管委宣传处处长郭卫东表示，从2010年起，将扶植和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垃圾分类运输队伍。

　　“要让全民养成分类的习惯，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得下大决心。”赵章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