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老莫的疾风骤雨

　　“2000人同时在展馆中央大厅就餐，几百号员工都要出动，带着锅碗瓢盆，甚至连桌子都要拉过去。”这是50年代莫斯科餐厅的经典场景，几乎记录了中苏蜜月期所有动人心弦的时刻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静 | 北京报道

　　“那时候没现在这么繁华。

　　这是一片酷似圣彼得堡海军总部大厦的俄式建筑群：主楼尖塔高耸，顶上一颗硕大的红星直插云端，坚固、雄壮的外观，张扬着一种冷静的威慑力。

　　莫斯科餐厅就坐落在北京展览馆的西侧回廊上。这家开张于1954年的俄式西餐厅,曾经那样高贵而神秘。

　　第一次走进莫斯科餐厅时，罗亚滨只有3岁。1956年，在国务院外专局工作的父亲，决定带全家人“开洋荤”。年幼的罗亚滨，拿不动从苏联进口的沉重刀叉，直接用手去抓取食物。

　　从那以后，每个月只要有空闲，父亲就会带着罗亚滨到莫斯科餐厅享受一顿大餐。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文革”。

　　罗亚滨记得，从旋转门进去，踏台阶而上，大厅的穹顶有两三层楼那么高，镀金的大吊灯华光闪闪，四个青铜大柱子笔直高耸。空旷的大厅里，身穿黑色“布拉吉”、外罩纯白小围裙的服务员鱼贯而行。木制的高背座椅，发亮的刀叉，玻璃杯套着银制的杯套，盛满苦香的咖啡。

　　1966年，刚完成小学毕业考试的罗亚滨突然发现，身边的小伙伴都坚决地与莫斯科餐厅划清了界限。“别说去吃点什么，只要有这种倾向，说想去莫斯科餐厅，就会被批斗。”大一些的孩子告诫罗亚滨，大家正在“反修”，主要是反“苏修”，莫斯科餐厅就是革命的对象。

　　这一年，红卫兵大量涌入北京，整个北京展览馆被红卫兵占领。为了接待串联的红卫兵，莫斯科餐厅的俄式菜厨师开始做烧茄子和京酱肉丝，厨房甚至用铲车来铲饭。

　　随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莫斯科餐厅成为北京唯一对外营业的西餐厅，它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也在悄然变化。在物质贫瘠的年代，它像是一面绣着美食与荣耀的旗帜，在失落、追忆与激情、憧憬混杂的情绪中，它被亲切地称为“老莫”。

　　2000人的大宴席

　　1952年，李富春访问苏联，苏方提出在中国全面展示苏联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建筑艺术成就的构想。为此，中央决定投资2400万，建设展览馆建筑群，为苏方提供展示地点，莫斯科餐厅亦列入计划。

　　很快，苏联派来了建筑专家，其中包括一流设计师、斯大林奖金获得者安德烈耶夫。

　　1万名建设者与6000名解放军战士由各地抽调而来，全国20多个省市参与其中。在被“赶超英美”与“伟大友谊”激励的年代，苏联展览馆（北京展览馆前身）一年之内即告竣工。

　　1954年10月2日，伴随着苏联展览馆第一个展览开幕，莫斯科餐厅正式启用。18岁的王兆忠，成为餐厅的一名学徒。

　　王兆忠回忆说，开业时，为了保证用餐质量，餐厅专门从苏联请来五六位烹饪专家，还从全国特别是上海、广州、大连等地调配西餐厨师来京。

　　展览结束后，莫斯科餐厅正式移交北京市人民政府接管，与友谊宾馆、西苑大旅社一起，成为向苏联专家提供服务的场所。同时，它还承担了诸多大型国事活动。

　　“当时苏联驻华使馆的大小宴会几乎都由莫斯科餐厅来做。”让王兆忠记忆犹新的是，1957年苏联国庆宴会，餐厅迎来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厨房为此特别制作了两个巨型糖花：一座是克里姆林宫，一座是天安门。

　　“2000人同时在展馆中央大厅就餐，几百号员工都要出动，带着锅碗瓢盆，甚至连桌子都要拉过去。”这是50年代莫斯科餐厅的经典场景，几乎记录了中苏蜜月期所有动人心弦的时刻。

　　此时，莫斯科餐厅的宗旨是“为中央服务，为政治服务，为展会服务”,同时它也是第一家对社会开放的西餐厅。然而，对普通市民来说还是很有距离。

　　现任厨师长白忠义在莫斯科餐厅工作多年，在他看来，当时菜价并不算贵，好些的1块多钱，比如炸虾一对1块2。但当时“一月挣到30多元就是高工资了，一家人来吃一顿，半个月工资就没有了”。

　　这段时期，来就餐的顾客往往限于三种人：一是大学教师等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苏回来的；二是文艺界名流，像赵丹、侯宝林；还有一些是高干、军官和他们的家人。

　　西餐厅里烧茄子

　　1966年，莫斯科餐厅的雅致与宁静被彻底打破。

　　“一大群红卫兵闯入莫斯科餐厅，跳上铺着浅黄色布的桌子，跺着脚，大声指责来吃饭的顾客。许多客人来不及付账就四散逃去。”

　　王兆忠记得，几个红卫兵还闯进了厨房，向厨师们呵斥：“你们这是在干什么，这是在做修正主义的饭！”

　　不久，整个北京展览馆被红卫兵占领，各个展厅都铺上毯子，睡满了人。莫斯科餐厅的任务有了变化---负责给外地来的红卫兵们供应伙食，西餐厨师们开始学着做蛋炒饭、盖浇饭等中餐。

　　此时，北京城里的多家西餐厅都因“崇洋媚外”而关门。只有还算“根正苗红”的莫斯科餐厅，凭着“为工农兵服务”的踏实态度，在运动开始的第一年幸存下来。

　　然而，1967年，莫斯科餐厅也难以抵挡运动的洪流，第一次停业。一年后，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下，莫斯科餐厅才恢复营业，并开始了一段特殊的中餐经营史。“餐厅请来一个中餐师傅，西餐厨师全打下手，菜谱换成了烧茄子、熘肉片、蛋炒饭。”王兆忠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

　　北京市民秦大同还记得这段“中餐西吃”的历史。1968年为躲避抄家、揪斗，父母带着秦大同一个月去了七次动物园，知道莫斯科餐厅重新开张，咬牙决定吃一顿。

　　走进大厅，秦大同发现，柱子上糊着红色大标语，玻璃窗前用铁丝吊着一排口号和大字报，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语录歌，西侧的墙上悬着块小黑板，最高指示下只有五六个菜名。

　　“刀叉虽然不是封建残余，却难逃资修干系，餐具只剩下相对革命的勺子了。饭菜分别用铁勺从搪瓷盆盛到深蓝边的西餐盘中，吃饭的人手托盘子往嘴里胡噜着。”秦大同感叹，那烧茄子少油寡盐连火候都不到，水平甚至不及串联的接待站。

　　沸腾时光

　　1969年，“军管会”进驻北京展览馆，莫斯科餐厅再次开始供应西餐。老食客们奔走相告，门前冷落多时的餐厅，骤然人头攒动。

　　不少处境猝然变化的干部家庭子女，不约而同地相聚莫斯科餐厅，仿佛在这里，才能摆脱眼前的困境。

　　父母被打倒后，罗亚滨和身边的伙伴，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生活变得压抑而单调。年轻人聚在一起，经常琢磨“什么是最美好的”，不自觉地就说起了莫斯科餐厅。

　　当时餐厅已改名为北京展览馆餐厅，“莫斯科”这个名字，跟“苏修”有关。“为了适应环境，有人出主意，叫老莫吧，别人还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罗亚滨说，老莫就这样被叫开了。

　　“到老莫不能太随便，从箱底把父亲的呢子服翻出来，又不敢明目张胆地穿，就把学生装套在外面，还要故意把上衣的第一颗纽扣打开，半遮半露。” 罗亚滨说，这种穿法很时髦。

　　进餐厅前，年纪最小的罗亚滨先被派去侦察。展览馆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但进入老莫，就是一个清净的世界。

　　这种宁静而微妙的气氛，吸引着失落的年轻人。“60年代末70年代初，都是大群的，十多号人一桌不够，就两桌。”厨师长白忠义说。

　　很快，身穿蓝衣的“革干”子弟、身穿绿衣的“革军”子弟，把老莫当成了宣泄激情、野心、梦想的场所，打架闹事成了这里的特殊风景。

　　“有时候吃着饭，无意中，我看你一眼，你看我一眼，不顺眼，就开始找茬。”罗亚滨觉得，当时很多人是故意找茬发泄。

　　频繁的群架事件，让老莫失去了宁静。“一出现百十人的打架场面，服务员根本就控制不了。”

　　沸腾的时光里，有一件让老莫颇感无奈的事：银质餐具的丢失非常严重。“那时候，到这来就餐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但你说你来过老莫，空口无凭，怎么办，有的人就拿个杯套、拿把餐刀，回去一亮，特别自豪。”白忠义解释。

　　重建怀旧氛围

　　1976年，莫斯科餐厅重新沸腾起来，获得平反昭雪的人们来到老莫，在鱼子酱和伏特加的滋味里追忆逝去的年华。

　　老莫顾客群的真正变化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4年11月7日，苏联国庆之际，在中央的安排下，北展餐厅重新恢复为“莫斯科餐厅”。

　　“顾客猛增，特别是老百姓多起来了。”白忠义说，改革开放之初，北京西餐还不多，老莫名气大，菜价又便宜，一个人吃就七八元钱，菜品也多了起来。

　　最火的是在1984到1989年，尤其是周末。“开门之前，顾客就在门外拐弯地排着队拿号，进来之后，还得排队。”

　　整个80年代，社会的开放让笼罩在老莫身上的特殊色彩逐渐淡去。“承办大型政治宴会的机会减少了，家庭宴会频繁起来，特别是婚宴。”1983年，北京市民郭爱国在老莫举办了婚礼，他看中的是老莫优雅的气氛，价钱也划算。“外人以为老莫很高档，其实当时真不贵，咱们去四五十人，一人的标准就四五元，总共才花了220元。”

　　无论老莫在外界看来充满多少经典回忆和故事，现任经理周磊曾经觉得，这里只是每天按时按点运行的餐厅。“有故事的年代都在自己踏入餐厅之前。”他是1983年进的老莫。

　　周磊真正了解到老莫在人们心中的情结，是通过越来越多有关那些年代的影视作品。全国各地的游客，带着憧憬来到老莫。有一年圣诞节，两位上海客人特地赶来北京，就为了在这天，吃一次老莫。

　　如今，莫斯科餐厅周围，方圆几百米之内，十多家叫得上名号的中西快餐无声地包抄上来，北京城里的各式西餐厅就更多了。周磊带着同事四处观摩，最后将老莫定位为以怀旧气氛为主题的餐厅。“离开这个，老莫也就不称其为老莫了。”

　　为了恢复50年代的风格，眼下老莫正在停业改造。周磊挺伤神---改造必须今年国庆前夕完工，虽然大体风格可以确定，但是局部的、细节的改造，因为图纸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寻访当年的老顾客，一点一滴重寻回忆。“希望能恢复到当年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