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做11个剖腹产

　　那时候的人都单纯，好像对钱完全不感兴趣

　　齐洪霞/口述｜刘芳/整理

　　我父亲最常教育我的一句话是：“火要虚，人要实”，就是说做人要实实在在，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都要勤勤恳恳、积极上进。

　　从小学开始，我就努力做各种第一，任何活动都不肯落后。比如一年级时，全国号召扫盲运动，我就每天拿个小黑板到公园去，见了老人就问：“您认字吗？您不认字的话我教您吧！”

　　“除四害、讲卫生”时，每天放了学我就拿着苍蝇拍子去街道上各个厕所里面转悠，打了苍蝇还得捡起来放进洋火盒。我只是想着，不能落后，不管干什么都是这样。

　　我出生在1948年，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我要帮妈妈买菜、做饭、挑水。早先家里没有自来水，都要到两里路以外去挑，手里拿上竹片做的水牌，一分钱一个，一个能挑一桶。我参军那年，胡同口才有了个自来水龙头。

　　1965年，我报名参军，当时天津市南开区有400人上站体检，我的检查结果是血压偏高，不合格。我从没这毛病，心想应该是紧张的缘故，于是又一个人找到军区医院重新测量–––那时候还真动了心眼。医生说血压正常，我就拿着证明去武装部申辩。没想到，后来我真的入伍了，也许就是凭着这股冲劲吧。

　　新兵连训练两个月之后，我们全班被分到解放军陆军总医院，在北京东四六条。我被分到妇产科，最初还觉得不好意思，第一次看到人家生孩子的时候，吓得一直倒退到墙根儿。

　　参军的第二年，“文革”就开始了。军区总医院属于“四大单位”–––允许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我们也分成了两派，红联和红总，我属于红联，被人骂作是“死老保”（保皇派）。可我始终觉得，还是要安分守己做好本职工作。

　　1966年我们被派去北京石景山的北京军区后勤部接待红卫兵，负责他们的吃住，并且给他们排队列、练队形，准备参加毛主席接见。从南方来的红卫兵衣服很薄，我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们披上，自己冻得发高烧，可从来不休息。

　　我一共带队去见过毛主席6次，每一次都会流眼泪。

　　1969年，我有幸参加了建国20年大庆的团结方队，横竖各50人，打扮成各种职业。我当时扮演农民，上身穿小红褂，下身是小绿裤，中间系一条蓝色印花围裙，头上还绑着白毛巾。

　　我还参加过陆总医院在东郊的农田劳动，奉号召将旱田改水稻，一个人把全科从犁地到收割的活儿都干了。

　　那时候的人都单纯，好像对钱完全不感兴趣。记得东四八条有个只有4人的中医药店，他们愁得要命，因为药店两年多了2万块钱，不知道怎么处理–––中药是整着来零着卖，按规矩买进的时候每次都少算五斤的钱，但卖出的时候一来药量只许少不许多，怕剂量大了害人，二来许多药是干着来鲜着卖，经过水泡等处理，涨了很多，结果药店每年都多赚一些钱。那时国家只要规定的上缴数额，多了不要，富余的钱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有一次我们科有个资本家出身的护士被红卫兵抄家，大量金条、翡翠、珍珠、存折被抄出来，在科里乒乓球案上摆了一桌子，没人想去碰一下。只有那个护士在批斗会上哭哭啼啼：真是感谢这场无产阶级大革命，要不我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些东西，资本家原来真的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毛主席发表“深挖洞、广积粮”讲话后，我积极打报告要求去“三线”。我们组成北京军区第一医疗队去了河北涞源，那是与山西交界的穷山区，大家都知道去了就没法回来了，但我一定要去。

　　我照旧在医院妇产科做护士，当时是科里重点培养对象。听说党委已经决定让我去上大学，但是怕我一去不回，就决定让我结婚成家之后再去上学，而且一定要找本医院的。

　　组织为我找好了人选，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王国红，他专业技术很强，组织认为他与政治条件较好的我结合对医院来说是如虎添翼。我起初不同意，因为他比我大七八岁，那时还不是党员，而我是个老党员了。但政委、院长、主任、老同志们轮班来做我的工作，还保证结婚5年内让我去上学。1972年我们结了婚，次年有了女儿。

　　结婚时我一天假也没休，当时已经在院手术室做护士长，事情忙。我对手下的护士也很严格，那会儿只要赶集，就会花5毛钱买只白兔子，让他们在兔子耳朵上练习扎针输液。

　　1976年，我被推荐去北京军区军医学校上学，两年后毕业又进了天津中心妇产医院进修。这是当时全国妇产科最好的医院，医院规定，凡参加进修的学员只有一年时间，先要接正常产200个，再接异常生产，比如臀位–––婴儿的臀部先出来，再陆续进生理生产病房、病理生产病房、计划生育病房。但我打破了这种惯例，并且在那里进修了两年。

　　原因还是我胆子大，一向对自己很自信，敢闯敢干。一次我值班，听说有个孕妇是臀位，普通医师、主治医师、室主任轮流上阵都没有拉出来，最后决定剖腹产。我想你们给人拉一个够，最后还是要给人开肚子，这病人受得了吗？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过去就说，我试试行吗？没想到我手一搭，很轻松就把婴儿拉出来了，自此他们就对我另眼相看。

　　我的技术越来越利索，后来做一个剖腹产15分钟，一天最多做过11个。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做接产到夜里11点多才回去，妹妹对着我发脾气，说饭菜热了三遍都炖烂了。

　　1983年我从涞源调到天津的254医院，1990年因为工作劳累得了冠心病，就办了内退。退休后也没怎么休息，有天津东郊的农村找我去做计划生育，后来又有北辰区的农工商联合公司给我下聘书，让我自己承包一个诊所，现在什么病都看。

　　更使我欣慰的是我有一个好女儿，她是空姐，业余搞摄影，还办过几个展览。我一辈子拼事业，只要了这一个孩子，到头来也没拼出什么名堂，反倒是女儿超过了我。她现在经常带我到处旅游，我感觉越活越年轻，生活越过越精彩。

　　（本栏目特约主持陈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