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二字，没有勇气加上

　　胡适爱才，求贤若渴，当年赴台前，他从南京要了架专机，点名要接几位老朋友。

　　季羡林到北大后受到胡适的礼遇。共事3年，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特别亲切和蔼。不论对教授、职员、学生、工友，都是满面笑容。

　　胡适去世，“（大陆）报刊杂志上没有一点儿反应，我自己当然是被蒙在鼓里，毫无所知。十几二十年以后，我脑袋里开始透进点儿光的时候，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一次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季羡林就写了篇《为胡适说几句话》。“我连‘先生’二字都没有勇气加上，可是还有人劝我以不发表为宜。文章终于发表了，反应还差强人意，至少没有人来追查我，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1999年，季羡林在“望九之年”赴台访问，拜谒了胡适陵墓，献花，行三叩大礼。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中研院”李亦园先生说过：“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此行他才发现，“五十年前在北平结识的老朋友，比如梁实秋、袁同礼、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等，全已作古。我真是‘访旧全为鬼，惊呼热衷肠’了。”

　　有评论者委婉地说，季羡林先生成为“大师”，是因为他长寿。然而，如果那个年代的优秀学人都能享“米寿”、“茶寿”，今天的同行后辈及世人，会自惭吧？

　　沈从文先生与张兆和女士结婚，在北京前门外大栅栏撷英番菜馆设了盛大宴席，还是学生的季羡林也被邀请了。季羡林对沈先生的作品是佩服的：“在所有并世的作家中，文章有独立风格的人并不多见。除了鲁迅先生之外，就是从文先生。”

　　1946年夏，沈、季二人同回北大教书，沈先生住中老胡同，季先生住翠花胡同，见面渐频，并吃了顿难忘的云南汽锅鸡。饭间，沈先生的一个动作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要解开一个用麻绳捆得紧紧的什么东西。只需用剪子或小刀轻轻地一剪一割，就能弄开。然而从文先生却抢了过去，硬是用牙把麻绳咬断……”

　　这个小动作令季羡林引为同类：“土包子”。然而，“同那一些只会吃西餐、穿西装、半句洋话也不会讲偏又自认为是‘洋包子’的人比起来，我并不觉得低他们一等。”

　　说到留洋，1935年8月，与季羡林同车赴德的还有5位，其中一位是物理学家王竹溪先生，他后来担任过北大副校长，也是杨振宁的研究生导师；另一位是1974年位居共和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先生。

　　结识梁实秋先生是1946年夏，南京，借住李长之供职的国立编译馆办公室之时。恰逢梁实秋从重庆到南京，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季羡林听说后喜出望外。“见面之后，立刻对他的人品和谈吐十分倾倒。没有经过什么繁文缛节，我们成了朋友。”

　　谈到梁实秋与鲁迅的争论，季羡林直言：“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3年前季羡林忆及巴金，“巴老是我的师辈，同我的老师郑振铎是一辈人。我在清华读书时，就已经读过他的作品，并且认识了他本人。当时，他是一个大作家，我是一个穷学生。然而他却一点架子都没有，不多言多语，给人一个老实巴交的印象。这更引起了我的敬重。”“巴老，你的作品和人格却会永远永远地留下来。在学习你的作品时，有一个人决不会掉队，这就是95岁的季羡林。”

　　与胡乔木的“君子之交”

　　清华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的胡鼎新也是季羡林往来较多的外系同学。胡鼎新当时在从事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地下活动，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为比较贫苦的人补习，季羡林也应邀去讲过课。

　　有天夜里，胡鼎新摸黑坐在季羡林的床头说，你出身贫苦，应该参加革命活动啊。季羡林后来对弟子钱文忠说，他当然痛恨腐败的国民党政府，但当时第一是觉悟低，第二实在怕风险，所以不敢答应。最后，胡鼎新叹了一口气，离开了季羡林的房间。

　　1950年代初，他在北大教书，有天收到一封从中南海寄出的信，开头是这样的：“你还记得当年你有个清华的同学吗？今天的胡乔木，当年的胡鼎新。”

　　“不久，胡乔木到我住的翠花胡同来看我。一进门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他大概知道，我们不习惯于说‘毛主席’，所以用了‘毛先生’这一个词儿。我当时就觉得很新鲜。所以至今不忘。”

　　胡乔木跟季羡林商量，当时的新中国无论是外交方面，还是文化方面，急需研究东方语言的人才，中央想把南京的东方语专、中央大学的边政系以及当时的边疆学院并入北大，问季羡林愿不愿意。

　　季羡林当然愿意。结果，1950年代东语系成为北大第一大系，是中国外交官的摇篮。所以季羡林90寿辰那天，到场100多位外交官。

　　“文革”之后，胡乔木多次走访季羡林，有了新大米、螃蟹之类的好东西，都不忘给季羡林捎一点。很多年里，季羡林一次也没有回访过，他称二人之间这种保持终生的同学友谊是“君子之交”。

　　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

　　但胡乔木是不同的。对大陆和香港一些人士封胡为“左王”，季羡林说：“我总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1991年他破例给胡乔木写信求助，故乡山东临清一座濒临倒塌的古塔需要立即修复。后来国家文物局拨款40万元，古塔得救。

　　他去胡家吃过一顿饭，“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

　　胡乔木最后一次走访季羡林，由夫人谷羽陪同，在季羡林那“低矮、窄小、又脏又乱的书堆中”再次并肩晤叙。胡乔木赞扬季羡林的学术成就时，用了几个比较隆重的词，令季羡林“顿感觳觫不安”，忙说，“你取得的成就比我大得多又多呀。”胡乔木微微叹了口气，慢声细语说，“那是另一码事儿。”

　　1992年八九月间，住院的胡乔木捎信给季羡林，希望他去。季羡林到了医院，胡乔木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见季羡林来了，胡乔木抓住他的手，久久不松开。

　　从内心有火到“和”

　　季羡林写了一辈子日记，除了“文革”中抄家遗失几本，其余都在。从学生时代起，他内心的火气、他的激愤，他对环境的大不满，都在日记里留存下来。

　　譬如解放前，因在文坛上已有声名，所以有机会参加当时名流的聚会。对出席的好多名流他很不以为然，有这么一段记述：“北平文艺界知名之士差不多全到了，有的像理发匠，有的像流氓，有的像政客，有的像罪囚，有的东招西呼，认识人，有的仰面朝天，一个也不理。”

　　对一些混日子的同学他的话挺厉害：“没热情，没思想，死木头一块，没有生命力，丝毫也没有。”还有段话：“早晨上了一课古代文学，有百余人之多，个个歪头斜眼，不成东西，真讨厌死了。”

　　当时出身富家的一些学生，整天热衷于跳舞、音乐会，或者谈恋爱。到了德国，他亲眼看见许多国民党高官子弟是如何留学的：从不上课，把毛巾、牙刷都放在某家中餐馆里，每天早晨到中餐馆洗脸刷牙，该吃什么吃什么，上午出去逛街，中午回来吃饭，下午再逛街，晚上再回到中餐馆吃晚饭，洗完脸刷完牙回去睡觉，或者去赌博，甚至嫖妓——等于把在国内的习气照搬到德国。当时有相当一部分留德学生是这样，回国后连德文都不会讲。

　　这样的留学生怎么能让季羡林瞧得起？在1935年10月17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做了科长了，某某人做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

　　他曾经打算写一本小说，叫《新留西外史》，来描写当时柏林那群所谓的留学生的丑态，后来没有写成。

　　据弟子钱文忠总结，他在日记里经常用的句式（大概有近百次之多）是：滑天下之大稽，笑天下之大话，糟天下之大糕，混天下之大蛋。

　　季先生晚年的一些话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比如：“现在人们有时候骂人为‘畜生’，我觉得这是对畜生的污蔑。畜生吃人，因为它饿。它不会说谎，不会耍刁，决不会先讲上一大篇必须吃人的道理，旁征博引，洋洋洒洒，然后才张嘴吃人。而人则不然。”

　　几十年过去，季羡林归于谦和、仁爱，并用一个字概括中华文化：“和”——“和气”、“和为贵”的“和”。

　　（参考季羡林著《清华园日记》、《牛棚杂忆》、《留德十年》、《悼念忆》，钱文忠著《我的老师季羡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