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海超开胸验肺的做法非常极端，但是像张海超这样得上了职业病以后，他们的维权道路之难却很普遍，我们不妨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张海超开胸验肺的沉重经历暴露出职业病患者维权的艰难处境。事实上，这个例子仅仅是揭开了我国职业病患者现状的冰山一角。2008年，全国职业病报告显示，我国职业病危害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目前我国约有2亿劳动者受到各种职业病危害，其中农民工职业病问题尤其突出。

　　陈竺（卫生部部长）：农民工由于劳动关系不固定，流动性大，接触职业病危害的情况十分复杂，其健康影响难以准确估计。

　　解说：

　　而与此同时，是上千万家用人单位存在着危险因素，这些单位多是煤炭、有色金属、建筑行业，普遍存在粉尘、石棉、有机溶剂等危害。那么，近年来职业病发病率为什么一直居高不下，背后究竟又存在着哪些问题？据了解，一方面一些政府部门为了吸引投资，降低门槛，使一些企业还没有进行职业病危害评价和审查，就开工投产，留下了隐患。另一方面，企业为追求经济利益，本身卫生管理不到位，导致劳动者接触大量有毒有害物质。以北京为例，据2004年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有37227个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绝大多数存在职业病危害。但是截至2005年6月底，全市仅有三千多家单位进行了职业病危害申报，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这也意味着绝大部分企业都没有依法纳入安监部门的监管范围。

　　申子仲（《东方今报》记者）：也有业内人士告诉我，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职业病防治种类在慢慢地增多，但是同时一些基层的监督机构其实是在慢慢萎缩，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解说：

　　此外，关于职业病危害和赔偿的具体内容，很多劳动者并不清楚，例如，张海超一开始就不知道有职业病这一说法，直到北京的医生告诉他。

　　张海超：诊断为职业病以前，我还没有……

　　记者：没想到是吗？

　　张海超：没想到，我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原来我根本就不知道职防所是干吗的，不知道是弄什么的。

　　解说：事实上，如果劳动者对职业病防治中心鉴定结果不满意，还有职业病鉴定委员会可以进行复议，然而张海超在走这第二条路时发现了新问题。

　　张海超：职业病鉴定委员会业务室一个工作人员，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我没敢在那里住。当时他就说，因为郑州市职业病防治中心跟郑州市职业病鉴定委员会是一个门两个牌子，名义上是两个机构，但是是在一个地方办公。

　　解说：一方面是职业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张海超说，鉴定委员会六七千的鉴定费他无法接受。于是张海超当晚去了郑大医附院，选择开胸验肺。

　　就在今天，卫生部在网站上发布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的通知，通知提出将职业病防治列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我们也由衷地希望，这份文件能在未来有力地推动我国职业病防治工作。

　　主持人：执著的一个小伙子，就像你刚才说的，按照法律的规定，他是进不去职防所的门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的执著，在相关部门帮助他进了这个门。但是进了这个门有了这段经历之后，他就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这是一个人在战斗”，听完这句话心里更难受，因为感觉，应该是人类和疾病在战斗，但是现在变成了一个张海超这个小伙子一个人在战斗，他的战斗目标又是谁的，谁是他的敌人？

　　王锡锌：他的敌人本来应当是在这场战斗中他的盟友，比如说企业，我们讲在很多时候企业应该是保护劳动者的，政府应该是提供各种各样的监管制度和救治制度来保护劳动者的，还有我们的社会，比如一些组织，特别是工会组织，由于制度不完善，这些本来的盟友在很多时候反而是阻碍了张海超一个人去维权，与疾病做抗争的路程。

　　主持人：好多评论里面都说，这是一个用肉眼都可以看出来的病，但是这个小伙子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式，要用戕害自己的方式来验证它，你觉得从这个个案说明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王锡锌：人和制度之间总是会互动的，当这两者之间互动，如果说能以一种有效沟通的方式进行互动的时候，那个体就会去信任制度，通过制度来保护他，我们看到张海超这个个案，其实很像以前我们在这个演播室始终讨论过的一些极端化的个案，比如也是我和你一起讨论的广东海珠桥的跳桥事件，还有一次是我们看到一个69岁的农民用抢劫的方式入狱，养老的问题。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一个人和制度双输的策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从张海超这样一个极端化的个案中，去反思我们的个体和制度之间如何进行更有效的沟通和互动。

　　主持人：职业病的防治，其中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治，更重要的是把防突出来，其实有了防，各个企业作为一个主体，在日常的生产经营的过程中，有了这个防字，治不就变成了一个次要问题了吗？

　　王锡锌：对，我完全赞同你的说法，其实在这里我们看到张海超的个案完全在治的环节，治困难，防其实更困难了，因为防这一块主要首先是企业，企业富有各种各样的保护职工的义务，因此要防止职业病的发生，预防它的发生，根据职业病防治法，我们企业有很多的义务，比如要对有些有职业病危害的岗位进行申报，向卫生部门申报，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没有有效的监管，我干吗要去申报，因为申报了以后马上就要有设备，有各种防护措施，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甚至还要有定期的检查。这时候如果防没有做好，治的压力就会很大。所以短片中刚才说了，2亿劳动者面临职业病的危害，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群人。

　　主持人：现在企业可能谋求利润目前来说是他最要追求的目标，要保护自己员工的人身安全，对于企业有什么内生的动力要这么做呢？很多人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干吗给自己找事呢？

　　王锡锌：我觉得这里面两个动力，一个是我们的企业必须要去关注，他的盈利和对职工正当利益的保护之间必须同时兼顾，如果没有这么做，不仅仅是违背了良心，也是违背了今天我们所讲的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第二，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靠企业去自律，法律上的监管，我们在《职业病防治法》当中规定，如何保证政府有效的监管到位，去迫使他去履行，这是一个关键。

　　主持人：工会在里面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王锡锌：按照我们工会法的规定，职工是我们职工利益的一个代表者，也是维护职工权益的一个组织，工会本来应该在职工权益的保障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看到，张海超这个个案中我们也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全国总工会在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也派人去进行了调查，但是我们以后希望，工会不仅仅是在事后关注和介入这件事，应当在职工维权的整个过程中能够为他们提供切实的支持。

　　主持人：张海超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为自己维权，怎么能够用一种平和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王锡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在讲这个，通过一些制度设置的渠道，比如在张海超的个案中，他如果对郑州的职防所所出具的诊断不服，本来制度上也有所谓的鉴定，首先第一次的鉴定到市一级的卫生行政部门，就是郑州市卫生局，但是刚才张海超也说了，郑州市卫生局的鉴定委员会和职防所就是所谓的两个机构一套牌子，在这种情况下鉴定可能对他来说就没有公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