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岭

　　地震小说，怎么可能？这是汶川大地震以来文学界不少所谓有识之士的所谓明断。在他们看来，面对灾难，只有诗歌、报告文学、散文等文学样式才有资格、有责任靠近灾难，小说只能靠边站。在我看来，此断实乃妄断、愚断！

　　于是，当我的地震小说《透明的废墟》再次被推到全国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系列活动的前台，作为作者，内心复杂，惶恐感甚于幸运感。

　　拿自己的小说做印证，实属无奈之举，我想不会有人认为这是自圆其说。“《透明的废墟》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篇反映汶川地震的小说。”此定论最早见于《中篇小说月报》2008年第7期“地震文学专号”上的编者按。时隔一年后的2009年5月15日，“5·12”全国抗震救灾文学研讨会在兰州举行，作为小说界的唯一代表，面对众嘉宾对地震灾难题材的诗歌、报告文学的慷慨陈词，我感到了莫名的孤独。小说似乎成为灾难题材无人问津的废墟。尽管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透明的废墟》的意义，我宁可希望，在诗歌和报告文学的汪洋大海中，小说的定位，绝非止于呼唤。

　　《透明的废墟》原载《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第4期，后来被《作品与争鸣》、《中篇小说月报》等许多报刊、电台转载或广播，获得全国征文一等奖。《中篇小说月报》转载时，把那个定论连同我的小说一起，与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智利的地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青蛙君救东京》同时安排在“虚构文本”栏目之中，并成为最早送往灾区的艺术慰问品之一。其时强震刚过，余震尚存。不久，《文艺报》、《探索与争鸣》等报刊也连续发表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评论文章。其中有如是观点：“中国文坛有个并非悖论的事实，面对地震、洪涝、恶性事件等引发的灾难，趋之若鹜的往往是铺天盖地的诗歌、报告文学和散文，小说家却往往束手无策，对此，挑剔的读者一度怀疑当代小说家表现灾难的可能性。秦岭的新作《透明的废墟》却直面汶川地震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以小说的名义旁逸斜出，充分利用小说的虚构和想象要件，把探寻的笔触扎进汶川地震后居民楼的废墟中，揭示了濒临死亡的邻居们灵魂搏斗和人性复归的全过程，无疑具有可贵的探索、引领作用。”

　　面对这般评说，我无论如何自得不起来，我深知自己清浅的文字与灾难本相遥远而泥泞的距离。聊以自慰的是，我写了。灾难引发了我虚构和想象的欲望，我没有理由轻视灵感的尊严。灵感提醒我，轻视和等待，都是耻辱。

　　就这么一次简单的创作，竟触及了文坛面对灾难是否可以以小说形式表达的死结。我听到了一些批评家关于《透明的废墟》的远离文本分析的种种异声别调，诸如“表现灾难是摄影家、记者的事情，人们需要的是现场感。”“小说应该让位于诗歌和报告文学，汶川不需要虚构和想象。”“灾难题材的小说，需要足够时间的沉淀。”如此铮言，大有一言九鼎的磅礴气势。

　　好像鲜有人指出这是奇谈怪论。如果说小说非得要像图片那样表现灾难的现场感，非得像诗歌那样表达情感意志和个人心绪，非得像报告文学那样体现新闻性和导向性，恰恰说明尊贵的先生们忽略了小说的基本功能和其他艺术形式难以企及的探究灾难事件中人物心灵和精神世界的现实作用，忽略了生活空间和艺术空间、现实生活与艺术提升之间的基本联系，忽略了虚构与想象的巨大穿透力。唐山大地震过去33年了，相关题材的优秀小说至今闻所未闻，是否因为33年的漫长岁月还不够我们的小说家反思……

　　小说如果屈从“现场感”的自然主义逻辑，还有什么魅力可言？

　　“我相信我们的小说家面对灾难的态度，但我怀疑当下小说家虚构和想象的能力。”文学批评家夏康达先生如是说。我懂此言，一如我懂得中国观众面对西方的大片为什么会一片惊呼。惊呼，源于国外艺术家虚构和想象的力量，源于国外艺术家还原生活的技巧、手法和能力。他们呈现给受众的“现场感”远比生活的“现场感”要丰富得多，因为这样的“现场感”不是直观的，而是多元的，概括的，纵深的，过滤过的，提炼过的，升华过的，足以引起受众来自心灵深处的激烈反应与强烈共鸣。

　　好在，我也听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争论。兰州研讨会上，《作家通讯》主编高伟以电影《泰坦尼克号》（改编自小说）中船体沉没前乐队临危不惧的演奏为例，来说明虚构和想象在提升悲剧效果中的巨大力量。我欣赏这个观点。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人早已葬身大洋，他们死前一刹那的情感流向、人性本相、精神原则、道德形态，全得依靠后人的虚构和想象来完成。沉船不可能在大洋表面留下废墟。天才的摄影家、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何以去找所谓的“现场感”？如果不愿“望洋兴叹”，那就得首先让自己变成优秀的潜水员。遗憾的是，至今没听说哪位中国作家有此等本事，供在下作揖敬之，虚心学习。

　　于是我在想，假如汶川的罹难一如泰坦尼克号，我们还能在没有废墟的伤口蜂拥而至吗？我们该以怎样的文学形式抵达灾难的彼岸？

　　这就是小说面对灾难的可能性，这就是小说面对灾难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