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米

　　“最近我们已经很少去钢厂调研，现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人再愿意交流公司和市场信息了。”

　　最近，一直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的王欣（化名）似乎闲了下来，他是一家全球知名矿山企业市场分析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平时的工作主要就是到公司的客户——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钢铁企业拜访，交流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写成报告。

　　进入7月，突如其来的力拓“间谍门”事件，使王欣和他的同事们都陷入了紧张和困惑中。“说实话，媒体报道的那些力拓可能窃取的‘国家机密’，也是我平时工作的主要内容，媒体写到的胡士泰电脑里面的一些数据，我的电脑里面也有，而在以前，这些数据并没有被意识到是国家机密，不管是我的同事，还是钢厂的客户。”

　　获取公司信息并不难

　　王欣所在的市场分析部门属于销售部，他的工作也自然是为销售人员服务，在全球几大矿山企业在中国设立的办事处中，负责市场分析和销售的工作人员占主要数量。

　　拜访钢厂是王欣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我们的工作内容与证券公司的分析师差不多，没几天就会选择一家钢厂去参观，钢厂的生产状况、生产线的开工情况、生产成本，以及下月的排产计划都是我们关注的内容，这些数据有时候在参观钢厂的时候就可以了解到，但也有的钢厂人士比较谨慎，打听这些消息要在吃饭喝酒聊天的时候，往往酒足饭饱之后，采购量和价格什么的就统统都说了。”

　　王欣坦陈，在中国要获得类似的公司信息，并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可以说是用最小的代价就可以打听到最有价值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在日本企业就比较难获得，相反，日本企业对国外竞争对手和上下游的研究却很细致，每年日本钢铁联盟甚至都会公布一份《中国钢产量和需求研究》的报告，供旗下成员下载。

　　通过与越来越多的钢厂建立了联系，王欣的工作也逐渐变得轻松，甚至有时候上司希望了解某家钢厂的数据，他一个电话就可以问到。如果不出差，王欣在办公室里面也不会闲着，回答国外同事关于中国钢铁业的相关问题也是日常的工作之一，“一个邮件过来，往往包含五六个关于中国市场或者政策的问题，我再通过邮件回复过去。”

　　而重头工作则是每个季度的研究报告。每家矿山企业都有自己的报告模型，王欣要写的报告首先是分析中国当季度的宏观经济运行指标，这一信息来源主要是中国官方政府的公布和王欣自己的综合评价，然后就是中国的钢产量、消费以及需求等具体数据。

　　“这方面官方数据透露的就不多了，而我们通过从钢厂获得的一手信息的综合，反而可以获得更权威的数据。”王欣告诉记者，有时候，他们也会购买一些行业研究机构或者咨询公司的报告，同时参加一些行业会议，但最主要的数据还得靠自己，“很多咨询公司的报告还没有我们自己调研的准确和详细，我们的报告中甚至还包括钢厂产品的库存、销售价格，甚至卖给了谁以及从竞争对手那里获得的原料成本价格。”

　　在全球各地的市场分析人员都递交了类似的报告后，亚太区还会召集中国大陆、日本、中国台湾等地区的销售经理召开季度会议，把报告上的数据再统一汇总给总部，形成全球的季度报告。

　　王欣告诉记者，自己的薪酬并没有与撰写报告的多少挂钩，但“拿了工资也要对得起这份薪水，而且只要下了工夫，总归会被上司看在眼里，对今后的升职也有好处”。

　　目前，大部分在中国有销售业务的矿业企业在中国都建立了自己的市场销售和分析团队，他们其实也是“绑在一根绳子上”，因为工作人员的年终奖都与年初定下的销售额完成情况挂钩，销售人员也要承担一部分市场分析的工作。

　　据另一家矿山企业的内部人士透露，前几年，矿山效益好的时候，年终奖金是非常可观的，有时候一个普通的销售人员就可以拿到与年薪等同的年终奖，而即使在去年市场急剧萎缩的情况下，市场分析人员也能拿到相当于年薪30%~40%的年终奖。

　　招聘需有行业人脉

　　当然，能够获得市场分析这份工作，也不是一般人就可以的。王欣告诉记者，招聘条件比较重视有上下游行业经验和人脉背景的人，而有没有市场分析的框架和思路则是其次，因为如果本身就有行业的人脉，打听消息就更容易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一些钢铁企业和政府部门的人员，就成了国外矿山企业挖人的重点对象。记者此前接触的多名矿山企业的工作人员和高层，都曾供职于国内外一些钢铁企业，并具有5年以上的从业经历。

　　这些人员对中国钢铁业的了解和人脉的熟悉，换来的是比以前高出几倍的高薪待遇。据了解，早在10年前，原冶金部炼铁处的一位处长就被以年薪30万元聘请到力拓,担任高级技术人员，而与这位处长同级别的业内人士的年薪却往往只有3万元。

　　也正是这些深谙中国钢铁业的本地雇员在语言和人脉上的优势，使国外的矿山企业对中国钢铁业的了解甚至比钢铁企业之间还详细。在今年铁矿石谈判期间，一位矿业企业的高层就对记者坦陈：“其实对中国钢铁业生产和需求的真实情况，我们都清楚得很，有的数据并不完全与公开的说法一致，我们有自己的判断。”

　　而对王欣来说，今后如何工作成了他这几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以前老板需要什么我就尽量提供什么，以后可能会变通些，多一些公开的官方渠道的数据，或者相关数据只给一个范围，不要那么精确，毕竟，对于什么是国家秘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如何把握还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