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昆明7月28日电 题：中国政府在决策中倾听人类学家的声音

　　记者　章利新　赵颖　杨跃萍

　　在倡导“科学发展”的中国，人类学的应用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人类学家的声音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成为在昆明参加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大会的学者们的一个基本共识。

　　新西兰怀卡托大学人类学副教授迈克尔扣德史密斯28日对记者表示，这么大规模的学术活动在20多年前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大会的举办本身体现了中国政府愿意倾听来自世界各地的不同人类学声音”。

　　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大会开幕讲话中明确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积极推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理论吸收、借鉴、创新和应用研究，其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不断创新。

　　他说，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为促进我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会组委会主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认为，中外学者对云南的田野调查和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丰硕成果，为云南乃至中国民族政策的制订和民族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思想借鉴，为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分布着25个世居少数民族，人口达1500多万，是中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份，也是全球民族多样性分布的典型地区。

　　云南省丽江市委宣传部部长郭华表示，丽江是旅游胜地，也是纳西族聚居地。丽江在发展中吸收了纳西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历来有应用性强的特点。”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郝时远认为，中国学者十分注重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中蕴含的传统智慧、地方知识和乡土文化，尤其关注濒危语言、族际关系、自治权利、消除贫困等现实问题。

　　在上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专家都参加了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民族识别大调查，撰写了大量的研究报告，直接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政府实践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等政策的制定和贯彻落实。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田野工作围绕着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等现实问题，为探索符合少数民族地区环境、人文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做了大量的研究。

　　此外，中国利用人类学知识来推进扶贫，开展ＮＧＯ活动和控制艾滋病等，都成效卓著。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洋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应用研究和实际操作方面的成果显著，这大概跟中国务实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旦增伦珠表示，关注现实应用研究，是人类学者的责任，也是由于中国“社会转型”面临诸多挑战和机遇。因此，人类学者希望通过自己的调查和研究，能够为社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转型”中的复杂问题时日益强调科学决策，专家为官员讲课，听证、咨询制度等都成为常态。“政府和专家之间的渠道不断增多，为人类学发展提供了动力和空间。”张海洋说。

　　人类学的工作方法要求研究者深入基层实地，常常在“田野”一呆几年。所以，人类学家的观点不是基于统计数据，而是深入的田野调查，他们往往更加了解人的观念、心理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和差异。

　　“人类学的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地制宜"的智慧。”郝时远表示，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尊重差异，而人类学家的声音反映的正是基层的愿望、实际生活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