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我想孟先生说得很清楚，他所反对的其实只是以罚代管的一个管理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探讨一种比较科学和有效的办法。

　　王军（新华社《瞭望》周刊主任记者）：

　　你好，主持人好。

　　主持人：

　　我想刚才岩松跟孟先生的观点你都听到了，我不知道你支持哪位？

　　王军：

　　我是赞成拥堵费，但是我同时认为拥堵费不是一个孤立的政策。

　　主持人：

　　怎么讲？

　　王军：

　　刚才那位先生说得很对，不是说以罚代管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城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公共交通做强做大，给大家提供一种非常便捷的高速的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来探讨拥堵费，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比较好解决。

　　主持人：

　　这个可能比较接近岩松刚刚说的，在具备一定条件之后再来实行。

　　白岩松：

　　其实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你让我们说在不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立即支持收拥堵费，打死都不会干，难道这是政府转移自己在管理方面的疏松，然后采用一切都收费，最简单的行政的方式，我觉得反而是走向了另外的道路。

　　其实当我们提出相关条件的时候，是在给政府妄图很简单地来采用拥堵费，或者说是单双号来解决交通问题是一种制约，因为这些条件我们会慢慢地去展开。

　　主持人：

　　好，具体是什么条件，我们来再跟王先生一起来讨论。

　　王军你刚才也提到，你觉得公共交通本身的发达非常重要。

　　王军：

　　对。

　　主持人：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比如伦敦、新加坡，它都实行了交通的拥挤费，好像也都接受，有人会说，中国为什么不可以。

　　王军：

　　伦敦地铁的建设，全世界的地铁就在那个地方是最早的发展，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给大家提供很便捷的这样一种地铁的服务，还有它路面的公交，还有步行系统，它这些东西都做得非常好，你比如像曼哈顿，曼哈顿也是收拥堵费的，曼哈顿的地铁100多年了，它那个地铁甚至上下行四车道，然后它的路面，它有条件来限制小汽车的饱有，比如住在曼哈顿的那些人百分之八九十都没有车，确实他也没有必要，因为在地面上走路就会非常的方便，坐公交也非常的方便。

　　主持人：

　　从你的观察来讲，你觉得目前这几个，包括广州在内的大城市，具不具备这种条件？

　　王军：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知道的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700多万人口的城市，和咱们北京的中心城市人口也差不多，也是堵得一塌糊涂，人家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它解决了。

　　主持人：

　　怎么解决的？

　　王军：

　　怎么解决的，那个市长就说，我要把这个路权还给占城市人口最大多数的那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主持人：

　　还给？

　　王军：

　　对，他看到的情况，以前的情况是20%的人占据了80%的道路面积，就是那20%开小汽车的人，于是他给调个个儿，他把那80%的道路面积还给了公共交通。

　　主持人：

　　怎么还法？

　　王军：

　　就是他把路权重新分配，比如说长安街，他会把2/3，甚至更多的道路面积划给公交车道是吧？

　　主持人：

　　通过这种路权的再分配，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对于道路的享有当中。

　　王军：

　　对，实际上这种方式在北京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需要把它做成一个系统，把主干道全用这种方式来做。

　　主持人：

　　这是一个很大胆，也很有想象力的改革措施，谢谢王军，我们稍候再会跟你一起来讨论。

　　岩松，刚才你听了他们两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也挺殊途同归的，大家一起在讨论，什么时候才能够是实施这个方法的时机？

　　白岩松：

　　绕一大圈之后，其实大家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

　　首先我们在说，有很多的限定之后，其实就是在督促政府采用更加科学和合理的方式，假如你要推行拥堵费的话，你也必须先满足这些条件。简单地说来，你首先继续要大有作为，并且透明地告诉市民，我不是要减少我的作为，而采用更简单的方式；第二个，请制造公平，你所有的市政府的车和所有权贵的车，也都要拥堵费照收不误，不能说你钱就不交了；第三个因素，你公路交通要加速去解决；第四个，科学规划；第五个，人大要讨论这件事，一起去通过；第六个，你要合理地去设计什么样的时间，一定的流量，比如说我快速通过收多少钱，收不收钱，滞留的时间长，在黄金闹市区，究竟选择在哪个闹市区。所以这一系列因素加在一起的时候，我说最有价值的是今天，因为它还没有实施，我们进行纸面推演，对于那些有这方面新的城市管理者可能是一个提醒，其实现实生活中未必会推行。

　　主持人：

　　当然媒体的责任也是在公共决策之前，就能够提供更多元化的，更来自各方声音和利益的博弈，来供给决策者作为参考。当然我们非常重要的依据就是说，既然在世界的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实施了这个制度，实施得究竟怎么样，有没有副作用，副作用是什么，我们来稍候关注《新闻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