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凡恺

　　余生于乡野，孤陋寡闻，故在1980年通读《鲁迅全集》时，才从鲁迅的书信中，记牢了李霁野这个名字。嗣后，费尽周折，于省图书馆借到了霁野先生的两部译著，一是夏洛特·勃朗蒂的《简·爱》，一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982年秋，到长春重庆路书店闲逛，意外购得一本陕西人民版的《简·爱》，我当即跑到斯大林大街上的人民广场，坐在纪念塔下的台阶上，将书翻来翻去，欣喜之情，是无以言表的。

　　当年我根本无法设想，时空交错，机缘巧合，几年之内，自己便与霁野先生共居一城。彼时，他还履任天津市文联主席之职，虽已入耄耋之年，绝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我总觉得，老人就在我的身边，随时都可登门求教。

　　而我真正地到霁野先生府上拜访，已是两年之后。那是一个雨雪交加的午后，我一身泥水地敲开了他大理道寓所的门。霁野先生冲我微笑着，满头白发如窗外的积雪一样闪着银光，给人一种安逸、宁静、和蔼的印象。冬日的阳光静静地爬在他饱经沧桑的脸上，窗台上的各种花草散发着淡淡的幽香，整个房间充盈着一股股温馨的气息。我们所谈的话题很多很杂，时而鲁迅，时而新诗，时而翻译。先生说话的时候，他的夫人刘文贞女士静默地坐在一旁，用慈爱的眼神儿望着我。先生还给我朗诵了一首他80岁以后所作的一首小诗，其间藏着夫人名字，虽然有些字句我忘记了，但大意还记得：“……你的言行尔雅温文/你的性格洁白坚贞/你的名字刻在我心上/ 你宁愿在世间默默无闻/ ……你好像考珀的挚友玛丽/你是我理想的终生伴侣/你好像彭斯钟情的安德森/我们相谅相爱，两情依依……”霁野先生说，写这首诗时，她身染重疴，不省人事，我感到大厦即倾，只能用爱去唤醒她，就如简呼唤罗彻斯特一样，你看，她终于回来啦！可以这样讲，那一刻，我不得不相信了爱情的力量，同时也被两位老人深笃的情感彻底地感动和震撼了，以致悄然泪下。

　　这一次，我带去了在长春购得的那本《简·爱》，先生签名后，颇觉不安，称日后定送我几部新书。果然，再次登门，霁野先生赠我一册百花版的《李霁野文集1》，可惜中午在一家餐馆吃饭时，书包被贼窃走，失却君意，痛煞我心。

　　有回顺路到霁野先生家中小坐，先生讲起了他刚刚奉还台湾大学图书馆两本书一事。1946年10月，霁野先生应挚友许寿裳之邀，赴台出任省编译馆编纂，转年编译馆被解散，其遂到台湾大学外语系任教。因霁野先生来自大陆，又是鲁迅弟子，故而受到台湾当局的格外“关注”，缉捕他的大网早已张开。霁野先生不得不避开特工的监视，转道返津。当时他在台大图书馆借了两本书，一本是为翻译吉辛《四季随笔》所借的该书英文版，一本是替夫人所借哈德逊的原著《GreenMansions》，本来，他想拜托老友台静农代为归还，可已经来不及。此后的40年间，两岸互为攻讦，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直至经第三地通邮后，先生才与台大图书馆和台静农取得联系，但怕书籍遗失途中，霁野先生没有邮寄，是托两位来大陆的台湾友人亲自带回去的。而谈起台静农，霁野先生眼里则飘着惆怅。他们的友谊始自幼年，恰如清流出于山泉，与生俱来，相依相托。台静农身患绝症之后，霁野先生曾作有《寄语老友台静农》六章，可谓饱蘸情感，字字珠玑，催人泪下。台静农逝世后，霁野先生一度心情抑郁，茶饭不思。他对我说，同我结交70年到近90年的朋友都先后去世了，50年到60年前我教过并与我来往频繁的学生也有4人离世，我的心境就如穆尔在一首诗中所写：“我记起所有的友人/那样团结在一起的/我看见周围死亡频频/ 像落叶在严冬的天气/ 这时我觉得好像在荒凉的宴会厅堂/ 一个人独自漫步一样/ 灯光已经遁逸/花环已经死矣/只有他一人还没有离去！”这种情绪和心境，缠绕了霁野先生很长一段时间，只能从书中寻找心灵的安宁。

　　霁野先生在世93年，高寿矣。我记得曾问过他长寿秘诀，他开玩笑地悄悄说：别运动，多躺着。而实际上，其一生之行为本身，诸如胸怀博大，讲究信义，充满大爱，无愧于心等，或许才是真经。

　　题图为李霁野先生伏案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