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日记中记载的有关宋美龄送物、送信之事。

1950年4月，一连收到了两封宋美龄的来信。

　　在4月11日信中，宋美龄说：“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临时有事……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所以，下周末我将可以来看你。”宋美龄说到自己“身体不适”，希望张学良要“仰头振作”。

　　张学良一算时间，急忙复函，“切请其勿来，因路远而太坏，余可随时随地往见。”信让刘乙光带去台北。

　　4月24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面带喜色，说他到台北后先见了毛人凤，又去见了蒋经国，“由经国带见蒋先生，一切正在研究中”。并带回了宋美龄的信及糖、罐头等。

　　宋美龄在信中说：“下周我应该可以和你见面，时间和地点我会通知刘乙光告诉你。”

　　1950年4月30日，头一天已接到通知，让张学良今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后，与宋美龄同机飞南京，一别十余年未见面了，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些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做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

　　早上五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饭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答应了，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

　　这是张学良与宋美龄自1937年浙江奉化一别，在台湾大溪，一次短暂匆匆的会面。一晃十余年过去了。1937年4月10日，宋美龄在奉化雪窦山妙高台招待张学良、于凤至午餐，在座的有宋子良、端纳、董显光，饭后大家一起打500分。4月14日，宋美龄还单独请了张学良、于凤至吃饭。1950年4月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次见到宋美龄。这一年，张学良50岁，宋美龄53岁，都到了“知天命”之年。当年被宋美龄称为“绅士”的张学良顶发已谢，而宋美龄风采依旧，两人相见，更多是无语相对，同为孤岛“沦落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两点半，夫人离去，余等返回，约晚九点半方到井上。”也就是说从井上温泉到大溪蒋家官邸，来回山路跑了近十个小时。疲惫与兴奋交织，在昏暗的油灯下，张学良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天。

　　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张学良的山居生活多了几缕色彩。陆续收到家人的信件，伊雅格从美国寄来了钱款，送来了相机……

　　中秋时节，宋美龄托人送来月饼、茶叶、水果、杂志等。佳节思亲，读到于凤至从美国的来信，以及子女闾瑛、闾、闾琳的信，作为父母，张学良、赵一荻自然倍感欣慰。儿女们在美国有于凤至照看着，让他们少了几许牵挂。收信、复信成了张学良、赵一荻幽禁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

　　1951年4月21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直奔张学良屋内，说“蒋夫人安排，有一人要见你，明天一早去大溪”。张学良纳闷急问“见谁”，刘乙光摇摇头说：“我也不知道是谁。”

　　又起个大早，中午12点才到大溪，去蒋家别墅坐了一个小时。张学良一看，进来的人竟是伊雅格！张学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展看伊雅格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伊雅格来看你，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几个字，我非常感谢你记得我的生日，你送给我当地（高山族）生产的布料，很可爱，我特别喜欢其亲和的颜色。”

　　宋美龄3月4日（旧历2月12日）生日时，张学良寄去了贺寿信，并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原始方式织染的布料作为寿礼送去。当时张学良听说宋美龄身体欠佳，也去函问候。宋美龄谈及自己“因不慎从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周……这样行走不便还会保持几个月……”在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请随时告诉我好吗？”

　　伊雅格的到来，真是出乎张学良的意外，他知道这是宋美龄专门为他安排的会见。故人相见，久别重逢，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伊雅格与张家三代人熟稔，是张学良年轻时的挚友，按张学良的话说是“可以引为终生的朋友”。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孩子闾琳，就是托伊雅格在美国安排一白人家庭科恩夫妇家中寄养的，当时科恩夫妇的儿子与闾琳同岁，这样有一小伙伴相陪。两人谈到四点多才分手，伊雅格带来了几份银行文件让张学良签字，这些钱对张学良来说，真是千里送“重金”，患难之时，更显朋友之“赤子之心”。

　　天色已晚，夜行山路不安全，张学良只能留宿蒋家的卧榻旁，是否能够安然入睡？不得而知。4月23日早七点动身，下午一点，载着一车的各种礼物，张学良带着蒋夫人、宋子文的信及家信，也带着见到伊雅格的喜悦赶回井上温泉。他知道等在井上家中的赵一荻，一定有些着急了！

　　宋美龄之所以安排张学良与伊雅格会面，是希望通过伊雅格的渠道，让张学良更多地了解在美国的家人情况。11月，伊雅格再次来台，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请宋美龄转交。宋美龄在11月27日的信中写道：“从伊雅格告诉我消息，我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宋美龄讲述了“凤姐姐”及几个孩子的情况后，也谈到闾琳，“我不认为你需要担心他，我们应该知道少年男孩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成长，来认识自己，何况他是聪慧的男孩。”

　　宋美龄以女性的细腻、优美的语言来讲述这一切。“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能给你这么多伊雅格给我的好消息。”

　　收到这些礼物，在1951年岁末，张学良用英文打字机给“凤至及儿孙”复信，给伊雅格致信，并“上蒋夫人”谢信，将家信等附去请代转。在给家人的信中，寄去了张学良在井上温泉拍照并冲洗的40张照片。

　　宋美龄到了台湾后，也许是不习惯台湾岛亚势带的气候与水土，身体一直不适。先是不小心摔了，背部受伤，隐隐疼了好长时间，接着感冒，又受到神经性皮炎的困扰，试用了各种药均不管用。她在1952年1月25日给张学良的信中抱怨：“医生说，最彻底的治疗，还是充分休息，放松心情，忘却烦忧——说得容易，但我如何能做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困难时间。”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新春”礼物，“年糕是自制的，咸肉是我们自养的猪腌制的”，还送了拼图玩具，“希望你喜欢这些拼图，那会令人着迷的”。还有粉丝、枣、桂圆、粽子、袜子、杂志等。

　　张学良的身边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回赠，唯保存了一些过去收藏的古画及画册，他听说宋美龄喜欢画画，就送了“蒋溥年的画册”。

　　研习国画，成了宋美龄放松心情，修身养性的爱好，“据我的老师讲，我的画风及笔法近似石涛、沈石田，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他们的画，但在台湾很难取得他们真迹来研习……”张学良收到信后，托人又送去了查士标画册。

　　5月的井上温泉，气候宜人，草木葱郁，而台北却炎热蒸人。这样的湿热环境，对于宋美龄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在收到张学良送来的画册时，她刚好完成一幅画，便题了款，请人送交张学良。这是一幅临摹石涛的画。

　　“我希望你会喜欢，请你包涵我的生涩笔法，到底我学习国画仅11个月，我的原则是不将我的画送人，同时我知道还有许多该学习的，而且目前离我自订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但我将此画送你留作纪念。一幅美龄初学的画，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1952年的夏天刚过，宋美龄决定去美国看病。即便在美国，也不忘托人给张学良送去食品。张学良在10月20日忽然收到台北送来四包食品，“不明何人所赠，后来询明系蒋夫人送的，即复函谢并问病（因夫人在美治病），托毛局长转寄”。1953年2月12日，“台北送来年礼四包，云系蒋夫人所送”。

　　宋美龄在美国待了将近半年，1953年3月27日返回台湾。5月1日，信差送来了“蒋夫人来函，附来家信，伊雅格信及孔庸之（孔祥熙）等信，共23封，45页，外附衣物两大包”。

　　在美国期间，宋美龄见到张学良的女儿闾瑛及女婿，“他们都很好”。于凤至到旧金山的医院探视，被医生谢绝，“我未能见到她，我感谢她，也觉抱歉”。宋美龄还为张学良带了四件夏威夷衬衫，并在信中交代：“这些衬衫是着于长裤外的，而不是穿在长裤腰带内，我希望你穿时感到凉爽。”

　　1954年，备受“神经性皮炎”困扰的宋美龄再度赴美就医。10月23日返回台北后，25日立刻给张学良去了一封信：

　　我前两天刚回台北……在旧金山见到凤姐姐，她到医院来看我，次日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能说英语，而且她看来比我十年前见她还要年轻十岁，我既惊讶又高兴，见她如此自立……她看起来很快乐，而且心神非常宁静，但她非常想念你。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收音机。当时台湾竹东山区。除了山地居民原始耕作外，与外界多无联系，交通尚不通畅，更谈不上电及电话，晚上多靠油灯照明，国外友人或朋友送来的小电器，张戏称“多为废物”。宋美龄送来收音机时交代“我已装了电池，你打开就能收听……我希望它带给你乐趣”。

　　这是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唯一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也使他后来养成听收音机的习惯。张学良因油灯熬夜，几近失明，根本无法看清收音机上的波段，他在卧室摆放了好几台，请人分别固定好波段，这样他想听什么电台的节目一打开就可以了。通过收音机得以了解外界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