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家奴”

　　贪官张二江在任时，曾与人合作堂而皇之出版过一本《下级学》。

　　随着张二江垮台，此书亦不知所踪，然其阴魂仍在世间游荡，屡屡附体现身。当今官场中，不乏为权位投靠上级之人，不乏为金钱卖身不法商人之辈。本刊策划此组文章，欲一析官场“家奴”的前世今生，前因后果，以觅世间良药诊之医之。

　　家奴式官员的现实版本

　　◎文 本刊记者 王春

　　据相关媒体报道，今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一个组织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多数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大门，经历比较单一，道德防线脆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往往利用这个特点，把他们当作“潜力股”加以投资，他们中有些人最后沦为某些不法之徒豢养的家奴，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拱手相送。

　　贪官落马现象折射家奴

　　日前，西部某县原县委书记陈某某意外落马，引起当地官场震动。当地市纪委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陈某某被老板贿赂拉下水后，为了替老板们争取到工程，他主动带着老板向上级主管领导行贿。目前这名主管领导已经被省纪委带走审查”。

　　据当地知悉内情的官员透露，陈某某的霸道和说一不二的作风让他身边的一些人对他毕恭毕敬。经常有人看见，只要陈某某把右手一伸，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就会立即把陈某某的茶杯恭恭敬敬递到他的手上。有一次，他到乡镇检查工作，突然下起雨来，身边的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立即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农家借了一把雨伞，撑在他的头上，而这名办公室副主任和其他陪同人员则成了落汤鸡。

　　陈某某对这些“贴心”的下属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他力排众议，把3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人提拔到“油水”很足的部门担任主要负责人，而这3名官员都涉嫌接受贿赂并向陈某某行贿。该县纪委一位常委告诉记者，“陈把身边的所谓亲信放到重要岗位，又利用他们为自己捞钱。”

　　在这场县委书记落马引发的官场地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样一幅路线图：老板收买官员，官员则拼命为老板争取利益；某些党政一把手提拔重用对自己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的人，这些被重用的人则大捞非法利益，并为上级奉上不义之财。

　　由于县委书记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中，一旦落马被审查就必然会引起官场上下的震动。这次官场震动的波及面到底有多大，到底会牵出多少官员，目前尚不得而知。但从这个案件中折射出的某种家奴现象无疑更发人深省。

　　官场的“主仆”奇观

　　近年来，频频发生的秘书、领导共同腐败案件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由此引发了对秘书与领导人身依附关系的热议。

　　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

　　王传东在2001年7月至2006年5月任陈世礼的秘书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和特殊地位，安排他人与陈世礼见面，为他人在工程承包、产品推销、企业并购、项目规划、招商引资等方面提供便利，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先后7次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46.8万元、美元2000元、购物卡2.4万元。

　　在陈世礼的整个犯罪过程中，其秘书王传东成为一个重要的“幕后推手”，“主仆”共腐的案件。

　　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主席的成克杰的秘书周宁邦也扮演了相同的角色。1993年底，成克杰和李平的奸情被成克杰的妻子发觉后，这个周秘书不但不规劝成克杰注意领导形象，反而安排他们在自己驾驶的汽车里密谈，商量各自离婚后再结婚的问题。周宁邦还为李平出谋划策道：“现在结婚不现实，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不如趁成克杰在位时赚些钱，为将来的生活打好基础。”之后，成克杰和李平几年功夫就捞取了4000多万元。

　　类似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个别秘书身上。在一些地方的官场上，上下级关系异化，一些下级官员为了从上级那里获得好处，不惜做出丧失人格、不顾颜面的举动。

　　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的继父去世，手下的几名乡官奔跑数百里，到他的老家鄢陵县去奔丧，他们披麻戴孝跪在灵堂前，痛哭流涕，比死了亲娘老子还要伤心，众人怎么也劝阻不住，后来还是杜保乾亲自出面，说“行啦！行啦！知道啦”，这才打住。后来这几个乡官分别被任命为县城建委主任、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和常务副县长。

　　深圳被查处的公安分局原局长安惠君是一要员家里的保姆出身，已外逃的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也曾随时到领导家中帮忙做家务。

　　“在下级的升迁去留命运掌握在上级手里，尤其是一把手一权独大的情况下，下级是不敢轻易得罪上级的。一些想采用非正当手段往上爬的下级官员，往往会想尽办法巴结讨好上级。”一位已经过了提拔年龄的某县国土局副局长对记者坦率地说。

　　这名副局长告诉记者，某实权局的副局长为了能当上局长，除了向异地任职的县委书记奉上沉甸甸的“礼金”外，为了解除他的寂寞，还给他牵线搭桥介绍“女朋友”（据当地一些民警透露，该女实为“小姐”）。享受到如此“贴心”的服务，县委书记一高兴，副局长就如愿以偿被“转正”为局长，而那个“小姐”后来居然成了该县公安局的警察。在这样的“典型”引路下，不少干部纷纷效仿，除向这名县委书记献媚表忠心外，还奉上数额不等的“礼金”。当地买官卖官成了公开的秘密，当地一名官员说：“这样的案件很难受到查处，下属官员和县委书记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彼此受益，除非彼此检举揭发，否则很难翻船。”

　　从另一方面来说，家奴式的官员也“培养”了主子式的上级。由于多数官员在上司面前逆来顺受，溜须拍马，助推了领导的主子意识。一些家长作风严重的官员不但对自己能管住官帽的下级官员颐指气使，还对自己的副手随意呵斥甚至侮辱，而副手往往默默忍受，成为官场奇观。

　　某县一名局长告诉记者，“县委书记经常把一名副县长当成奴仆一样呼来唤去的，这名副县长则甘愿被驱使，从没看见他有反对意见”。

　　有一名作风霸道强硬，四川某市的区委书记，一次在台上滔滔不绝地讲了4个多小时，早就过了午饭时间，台下有的干部由于没吃早餐，差点晕到，但无人敢提醒区委书记。这时，坐在主席台上的一位区委副书记从兜里掏出手机悄悄接了一个电话，区委书记大怒，从这名副书记的手里夺过手机，扔进了痰盂。台下顿时变成一片死寂。

　　不法商人的政治“投资”

　　2009年上半年，数名高官被中央纪委斩落马下，世人震惊。

　　2008年12月23日，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语出惊人，要求各级公安经侦部门，“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一语既出，舆论大哗，略有法律常识的普通人都看得出，该要求违背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

　　可不出一个月，到2009年1月，公安部在侦办原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经济案件中发现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存在违纪违法嫌疑。两人随即被审查。原来，郑少东“用心良苦”的话后竟然大有深意。有消息透露，当郑少东还是一名局长时，黄光裕便发现郑少东前程远大，凭藉老乡关系拉拢，并花重金帮助郑少东打通仕途的各个关节，使其官运亨通，而郑少东也心甘情愿为黄光裕所驱使。

　　在随后的4月，相继有两名与黄光裕案有牵连的高官落马：一名是正部级的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另一名是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陈绍基曾先后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省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王华元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并主管过广东省的政法工作。尽管两人的案件还处于调查阶段，但圈内传闻说两人除了涉嫌收受贿赂外，还有作风方面的问题，被一些不法商人用美人计击到。

　　在不少官员腐败案的背后，频频闪现不法商人的身影，经历了不法商人被动地向官员行贿的阶段后，一个令人不可忽视的现象摆在人们的眼前：不法商人开始主动进攻，选择有发展潜力的官员进行长期“投资”，而官员在政治上做大后，就必然会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投资”的商人主子效犬马之力。

　　一个在商界混迹多年的老板感到生意踯躅不前，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找到一个熟悉官场的朋友，请他在官场物色一个在政治上有发展前途的官员，自己对这个官员提供长期的资助投资，帮助其在官场上发展壮大。“如果这个官员成为地方的一把手，我从政府手里拿工程就很方便，因为许多工程几乎都由一把手说了算，而我赚到的钱绝对比我投资的钱多得多，这个投资很划算。”这个老板直言不讳地对其朋友说。

　　这个老板的“政治包养”计划到底实现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类似的事件不断出现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年厦门远华案中的赖昌星对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庄如顺便是如此。庄如顺还是一个副处长的时候，赖昌星便积极与其结交，并且一路助其升官，送车送女人，投其所好，无所不用其极。赖昌星所建立的拉官员下水的“红楼”多年不倒，与家奴庄如顺不遗余力地护卫不无关系，最后赖昌星之所以能出逃成功，也有赖于庄如顺的通风报信。

　　原四川省简阳市市长王善武，在傍上某大款后，该大款在一次宴会上曾公然说：“简阳市谁最大？王善武最大。但只要我一个传呼，他会像狗一样跑来。”并当场试验，果然，王善武稍后即很顺从地驱车而至。堂堂市长在经济上被不法商人控制后，必然像家奴一样被主子呼来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