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扫官场暮气，干部年轻化再跃快车道

　　——拿什么净化官场政治生态(之四)

　　长期以来，我国干部选拔制度中论资排辈熬级别的现象普遍，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一些机关暮气沉沉，改革发展事业亟待注入新鲜的血液。于是，全国年轻干部培养选拔工作再度提速。

　　不久前，29岁、拥有清华大学硕士文凭的周森锋当选湖北宜城市市长，24岁的海归硕士赵臻出任昆明市委办公厅厅务委员，这两则消息都引起全国媒体的强烈关注。然而他们并非特例，昆明市公开选拔60名副县级干部，当选者有30名属80后，赵臻只是其中之一；湖北省近日也发布公告，公开选拔215名年轻厅级和处级干部。

　　70后、80后，一批年轻干部在政坛崭露头角

　　其实，在周森锋、赵臻之前，已有一批80后干部在各地政坛崭露头角。去年3月，28岁的张辉被任命为共青团山东省委副书记；今年初，25岁的孙靓靓被任命为共青团泰州市委副书记。虽然没有确切数字公布，但毫无疑问，在各地党政机关中，为数不少的80后已经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

　　“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是当前完善干部队伍结构的迫切需要。”昆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康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说，目前干部队伍学历偏低、年龄偏老的情况仍然突出，如果不加大选拔年轻干部力度，今后恐怕会出现青黄不接的局面。

　　以昆明市为例，前年和去年县区级党政领导班子换届时，要求新班子配备一名35岁以下的干部，有几个县区竟然一个都选不出来。现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大多数人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于70年代的只是少数。

　　干部队伍年龄结构偏老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家层面高度重视。今年2月，党中央制定下发《2009-2020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对新一轮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进行部署，这是党中央首次制定党政领导班子后备干部队伍建设规划。3月30日，全国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强调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形成有利于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

　　打破论资排辈，创新年轻干部选拔机制

　　我国干部选拔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在干部匮乏的年代，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和破格晋升不足为奇，但在干部队伍发展壮大之后，选拔一个岗位的干部有了多个人选，论资排辈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在这种官场陈规之下，机关大量人才积压，年轻干部只能熬日子混资历，干事创业的锐气受挫，积极进取和开拓创新等优势难以发挥。有些机关单位老气横秋，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行政效能低下，种种弊端由此产生。

　　“加快选拔年轻干部的步伐，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现象。”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的李康认为，“选拔年轻干部要探索新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开选拔、公推直选、竞争上岗等。要放宽选人用人的视野，注重道德品行、培养潜力和工作实绩，创造有利于年轻干部脱颖而出的条件。”

　　去年7月，昆明市出台《关于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提出，要不断加大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力度，对工作实绩特别突出的优秀年轻干部，经组织批准可依照有关规定破格、越级晋升职务。

　　公开选拔，是当前选拔年轻干部常见的一种方式。李康告诉记者，去年初，昆明市发布公告面向全国公开选拔100名县处级后备干部，吸引了1000多名各类人才踊跃报名。为使选拔程序公正透明，组织部门采取了当场公布面试成绩、引入心理测评等办法。最终选出的优秀年轻干部，被安排到市级机关和县区担任助理职务，并被派到招商引资、信访部门和基层一线锻炼。

　　“公开选拔干部的方式出现已经有10多年，目前仍在不断探索和完善，最近几年来，各地公选干部的力度不断加大。”云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刘烈平介绍，公选干部的主要特点是年轻化和知识化，它拓宽了干部选拔的范围，为年轻干部快速成长提供了一条快车道。此外，“公推直选”和“竞争上岗”也是干部选拔的创新方法，使更多年轻干部能公平地参与竞争。

　　干部要年轻化，更要基层化

　　对于在政坛崭露头角的80后干部，网民的质疑和担忧不绝于耳：这些生长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年轻人，走出大学校门还没有几年，缺少基层工作经验，走上县处级领导岗位后能否担起重任？能否经受得住各种诱惑和考验？

　　仍显稚气未脱的赵臻表示，自己对胜任新岗位充满信心，但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到了新岗位后，我要尽快熟悉各项政策、提高综合协调能力，增强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29岁市长周森锋坦言，虽然自己基本打开了工作局面，但阅历和实践经验相对单薄。他表示：“要在工作中多思考、多学习，多实践，多担当，多历练自己。”

　　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常务副校长谈宜彦认为：“年龄并不是主要问题，关键在于两个素质：基层工作经验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两个素质对地方干部尤其重要。”他对青年干部提出建议，一定要走进乡村体验民生，了解社情民意，以培养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唐代贤相张九龄提出的这个选官原则，时至今日仍值得借鉴。如今许多干部缺少基层锻炼，是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容易出现作风漂浮、脱离群众的危险。李康认为：“年轻干部缺少经验，必须通过深入基层和实践锻炼补上一课，在实践锻炼中提升综合素质。”

　　李康告诉记者，对这批副县级挂职干部，昆明市实行同等待遇、同等管理和同等考核，既确保他们有职有权，又要严格考核管理。考核优胜者将有机会充实到领导班子中，不合格者将重回原职或调整岗位。这将促进年轻干部求真务实、埋头苦干，而不是无所事事地做“太平官”。

　　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无疑对凭借资历等待提拔的干部形成了冲击。有人抱怨说：“本地干部都排着队呢，招这么多年轻人，以后提拔更难了！”李康对这种看法并不苟同，认为这正是论资排辈的思想在作祟，他表示：“常规选拔程序还是主渠道，真正有能力就会得到重用。改革发展事业有了接班人，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更应该有"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紧迫感。”

　　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和合作是永无完结的历史过程。全国各个层次的优秀年轻干部数量仍然偏少，公众期待选拔年轻干部的程序更加民主透明，期待80后、70后厅处级干部真正能洋溢着朝气、生气和锐气，一扫地方官场暮气。在此形势下，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步子还要迈得再大些，干部年轻化的清新之风还要来得更猛烈些！(-记者　伍晓阳）

　　 一把手提名权异化“扩散效应”，深度恶化地方权力生态

　　辽宁省社科院研究员侯小丰指出，提名权遭滥用突出说明一把手权力过重监督难，而且，提名权异化的“扩散效应”尤应引起注意。在一些地方，畸形的“小圈子选人”和“选小圈子人”局面日益形成。她认为，买官者除了买到某个官位之外，还想买到“安全感”、“被接受感”等。在干部任用、升迁时，争夺用人者的注意力和接受度已经演化为激烈残酷的竞赛，为了获得这种稀缺的“被选、被用”机会，有人不惜花钱向用人者购买这种机会。

　　在周光全担任巢湖市委书记期间，跑官要官、花钱买官几乎成了众人心照不宣、习以为常的潜规则，不远千里去送钱，不惜重金买提名。起诉书显示，2001年6月，时任巢湖市秘书三科科长姚雪风得知周光全在中央党校学习，遂赶往北京，送给周光全1万美元，请求周帮忙调整岗位。2002年6月，周光全安排组织部将姚雪风作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人选予以考察。同年7月5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任命姚雪风为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

　　为了“帮助”他人，周光全可以一竿子插到巢湖市所属的县、区，对书记、县长指手画脚。1999年至2000年，时任庐江县财政局局长的刘华安为取得周光全关照，先后3次送钱1.4万元。之后，周光全要求庐江县委书记将刘华安作为副县长人选予以考察。2000年10月22日，周光全主持市委常委会，研究通过了刘华安为庐江县副县长人选。此后，刘华安又多次行贿周光全。

　　“卖官书记”处于一地权力金字塔顶端，必然祸害一方党风政风。吉林省白山市政协原副主席李铁成在担任靖宇县委书记期间，6年里将全县500余名干部调整了840余人次，收受贿赂114万余元，将200多名科级干部的命运完全掌控在自己手里。安徽定远原县委书记陈兆丰任职期间，定远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跑不送，降职使用；光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涉嫌向陈兆丰买官并如愿以偿者达100多人。

　　一位办案检察官指出：“比起其他受贿案件，卖官案件会毒倒一批干部，导致当地领导班子"塌方"、政府公信力丧失，群众深恶痛绝，必须依法严惩！”

　　规范和净化提名权，摘掉“卖官书记”的“隐形翅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审议并通过《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强调要扩大考核民主，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进一步公开考核内容、考核程序、考核方法、考核结果，增强考核工作透明度，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

　　采访中专家建议，要消除提名权的瑕疵，防止其异化，有必要把提名权真正交给群众，并通过配套制度实现阳光操作。应以制度建设增加群众意见所占的比重，从而摘除“卖官书记”利用提名权大搞人事腐败的“隐形翅膀”。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最关键的环节。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必须经过民主推荐提出考察对象，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并未严格执行。专家强调，组织酝酿推荐的提拔人选，必须按中央有关要求在干部所在单位进行民主测评，或在更大范围进行民主推荐，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干部，方可列为考察对象；主要领导个人推荐的人选，也必须按规定进行民主推荐，如人选不是多数群众拥护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半月谈记者了解到，安徽省委组织部近年开展了“科学规范和有效监督县委书记用人行为”试点工作，其核心内容就是“隐形权力显性化，显形权力制度化”。在试点地之一安徽无为县，县委书记用人权被具体到六个方面：动议权、提名推荐权、方案审定权、主持会议权、临机处置权和管理教育权。在提名推荐权方面，县区委书记提名人选作为候选人之一，需要党委集体研究决定后，才能与其他途径如公推公选等途径产生的提名人一起，共同进入组织考察程序，成为考察对象。此外，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程实行差额推荐、差额考察、差额酝酿、差额票决等全程差额，全委会最后票决时采取匿名投票。这让广大干部群众能够参与到干部选拔和监督工作中来，有助于克服“在少数人中选少数人，由少数人选少数人”的官场积弊。(-记者范春生程士华 秦亚洲)

　　 问责用人失误，遏制带病提拔

　　从我国目前已经具备的制度层面看，每一名官员都面临着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等三个部门的监督，也就是说官员劣迹斑斑却又想升迁提拔，必须跨越这“三道防火墙”。

　　2003年7月至2008年12月，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审结违犯党纪政纪案件85.2万件，处分88.1万人。其中，处分地厅级以上干部2386人(不含军队)，县处级干部29905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4718人，其中不乏陈良宇、郑筱萸等高官。

　　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的形势下，一些官员违纪违规的手法日渐高明，行为日渐隐蔽，演技越来越高超。上海市宝山区原区长秦裕2006年8月24日接受审查，之前的8月22日下午，他还主持了宝山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正在接受审查的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曾对媒体表示，要做“一个清廉的市长﹐不留败笔﹐不留遗憾与骂名”。

　　当官员将善与恶、真与伪、勤政与贪腐，娴熟地结合于一身的时候，双面人的画皮不易被戳穿，反腐倡廉的脚步显得越发沉重。

　　地方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且强大，也使“三道防火墙”的效用大打折扣。吉林省靖宇县委原书记李铁成曾说：“如果组织部门没有把我想调整的人装进"盘子"里来，我就会推翻，让他们重来。因为我是县委书记，是全县的权力核心，有最后的拍板决定权。我要是不同意，这个"盘子"就端不上常委会讨论，我不想用的人根本就没有机会用起来。”

　　而某些地方组织、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有关领导成员也并不想对带病干部动真格，甚至“防火墙”成了纵火同谋。这里面的动机和玄机不一而足：或觉得某些干部是同一小圈子人，很听话，用得舒服，有病也要提拔；或出于一损俱损的官官相护心理，恐窝案拔出萝卜带出泥；或误认为“腐败乃经济发展必要润滑剂”，而动辄以某某干部抓经济、抓招商、抓开发有功来说情，对其腐败犯罪特殊“豁免”。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最近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其中“违反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规定，导致用人失察、失误，造成恶劣影响的”，“对检举人、控告人打击、报复、陷害的”等问责情节尤其引人关注。这也意味着，为腐败官员打开升迁大门的一把手们，也将受到严惩，官员“边腐边升”的现象有望得到一定遏制，但还需要出台问责细则和配套规定。(-记者秦亚洲 范春生)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