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何一个国家有两个国际金融中心

　　目前，中国有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香港。

这个问题怎么理解？中国正处于200多年来又一次伟大的复兴时期。制定一国的金融战略，首先要把握未来。在看清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挑战环境的基础上，再确定完成一定目标的策略与手段。在未来的10-15年内，世界发展趋势是什么？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除了人口老龄化、环境资源、国内结构失衡和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挑战是以信用美元为主导的动荡的、不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而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完全放开，改革仍然处于艰难探索的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挑战性环境。以金融业为主的香港是我国的领土，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是我们的职责。同时，香港又是一个“一国两制、国内境外”这样一个具有特殊优势地位的城市，香港既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国际收支又归属于境外，和中国内地不一样。它又是一个毗邻内地、较现成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具有纽约、伦敦和上海都不具有的特殊优势。所以我认为，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设也许要在国家金融中心的概念下，统一思考上海和香港的战略布局。

　　刚刚过去的30年，是中国金融逐步开放的过程。由未来的大环境所决定，今后的金融开放必然仍是个渐进的过程。由此判断，从目前到2020年前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过程，可以称之为距离中国资本项下完全开放前的战略过渡期。在这个历史过渡期内，我们可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中国金融开放的“桥头堡”和风险“缓冲区”的作用，可以充分发挥香港作为国家金融战略的重要支点作用，实现沪港两地的紧密合作。在中国境内，以上海为龙头，尽快推进金融改革和金融自由化，重点发展上海金融市场，同时适当发展上海的美元离岸市场和人民币离岸市场等。在香港，配合国家金融战略，重点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继续繁荣香港金融，在当好国家金融战略“配角”、“马前卒”的同时，抓紧研究香港大都市进一步繁荣的经济结构升级问题。当国家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即中国资本市场完全放开时，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将逼近美国的经济总量(特别是从购买力平价看)，反映实体经济规模的人民币资产规模将出现现在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发展规模。因此，如果政策不出意外，可以有把握地预计，届时人民币若自由兑换，人民币市场自然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金融中心必定在上海，上海将与纽约、伦敦市场相媲美，成为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到那时，上海金融市场的规模也必然、无疑会超过香港金融市场的规模。

　　金融战略过渡期结束后，香港在人民币金融市场方面也许会依附于上海，但两者会相得益彰。届时，也许港币的命运已经改变。香港与上海都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一，但各有分工，各具特色。香港经济除在近十几年内与“珠三角”的更紧密合作，实现经济结构升级外，在金融方面，香港在亚洲美元市场、人民币资产国际管理和衍生品市场和亚洲金融合作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在目前的历史过渡期内，上海要集中精力抓紧推进境内以人民币为主的金融市场建设，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做好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境内、境外资金交易“管道”和制度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建设好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是有助于未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同时，又要充分认识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形成，是国家金融战略下政策调整演进的结果，是中国资本项下完全开放以后国际金融市场博弈的结果，是中国市场经济体系最终形成的标志，而不是一个城市规划和努力所能成功的。因此，在借助发挥香港这一国家金融战略支点作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在重大政策调整的问题上，要服从国家统一的渐进推进的法规，不可能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的独立的立法权。

　　四、金融发展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现在，很多地方政府都以满腔的积极性在强调，应建设以不同名称命名的金融中心城市。这些问题怎么看？在这里，我谈几点意见：

　　1.这充分表明了各地政府看到了金融的重要性。政府看重金融，首先是看重当地经济建设中的资金筹措问题。其次是看到发展金融本身可以提高当地金融服务业占GDP之比，也有利于改善当地的产业结构，有利于扩大当地的就业。应该说，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

　　2.必须认识到，在国家统一的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主导下，在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基本已布局完毕的情况下，各地方政府强调建设区域金融中心，往往已经不是强调体现金融中心主要功能的货币、外汇、证券市场的功能，而是强调扩大传统的存贷款市场和一些个别产品的交易，并为此想要吸引金融机构在当地落户。而有些产品交易，比如OTC市场，场外柜台交易，以及各种各样的产权交易市场，各地建设的积极性都很高。我相信，随着市场的深化，不排除在市场自身讲究规模经济和在现代发达通讯条件支撑下，各地的交易又会逐渐统一在某一个城市的物理性市场中。

　　3.不管政府对当地金融中心叫什么名称，当地金融能不能发展，发展的速度快不快，规模大不大，相对非金融市场主要功能性市场而言，很大程度上是指的传统的存贷款市场。而存贷款市场发展的关键，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中国目前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置已经不同于上世纪80年代和上世纪90年代初期。目前中国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治理结构和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明显提高。在这个前提下，当地经济发展得好，有钱可赚，这些金融机构不用你请它，它都会自己进来。如果当地经济发展得不好，这些金融机构风险很大，那你再怎么请它也没用。目前，一个金融机构设置分支机构，须经董事会严格的审批程序，有一套严格的指标考核。

　　4.地方政府如何抓金融？第一，要抓金融业的生存环境。简单地说，抓法律环境，抓税收环境，抓留住人才的环境。但是在抓减税方面，各地互相学习，给金融机构及其职员竞相让税，这个成本效益，地方人代会应该好好把关。其次，地方政府抓金融，重要的应是围绕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金融瓶颈，围绕各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市都刚刚起步的金融业务进行业务创新和机构创新。比如说中小企业的担保问题，中小农村金融机构问题，私募股权基金问题，金融服务外包问题、金融租赁等。而不应该去追求不切实际的、国家金融战略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一些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做法。这些业务其他城市既学不了，也没必要去学。更不应该花很大的财力和精力去反复论证要不要搞区域性金融中心。不应该用纳税人的钱，去反复讨论当地金融中心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应该集中精力和财力，在国家统一法规下抓可能做到的金融创新，办实事。我们可以从比较中发现，在一个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里，比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绝对没有像中国这么多城市争做区域金融中心或者什么中心的怪现象。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背景链接一

　　纽约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使经济实力一次再一次地飞跃，为纽约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美国1865年的南北战争，华尔街为北方政府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纽约也因此超越费城，成为美国最重要的金融中心。1914年，一战爆发，美国选择中立，积极发展本国经济。1913年，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的31%，1929年迅速上升到48%，世界经济中心开始转移至美国。1939年二战爆发，美国本土又一次远离战场的硝烟。二战之后，在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纽约的贸易和金融活动日益繁荣，美国扩张资本输出。美元也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击败英镑，成为货币霸主，纽约与伦敦双雄对峙。

　　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放松金融管制，全球开始掀起金融自由化浪潮，出现了融资证券化趋势。在国际融资活动中，债券融资超越银行融资，后来居上，股票海外上市融资也成为热点。融资证券化也掀起新一轮的国际金融中心较量和争夺，纽约、伦敦、东京相继大刀阔斧改革，以顺应趋势。

　　背景链接二

　　国际金融中心前两位仍属伦敦纽约

　　在最近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行榜上，伦敦以781分高居榜首；纽约以13分之差屈居第2；新加坡687分排名第3，香港684分名列第4，苏黎士659分和日内瓦638分排名第5、第6。

　　另外一些城市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剧烈。东京和悉尼排名大幅下降，东京从第7位退居第15位，悉尼从第10位降至第16位。一些原本在榜单内属于“二线”的城市正在迎头赶上———与东京和悉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加拿大温哥华和蒙特利尔，分别上升5位，晋升至第25位和第26位。(据《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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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机改变世界金融版图中国向“世界银行”转型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改变世界金融版图。争霸世界金融的英美银行因危险投资和过度兼并收购而没落，而资金运营较保守的中国银行借助经济增长实现“大跃进”。

　　《朝鲜日报》转引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1999年世界20大银行中美国籍有11家，英国籍有4家，而2009年3月17日至现在，世界20大银行中美国籍和英国籍银行分别减少至4家和1家。

　　相反，有5家中国籍银行榜上有名，压倒了英美籍银行。总市值1至3位都是中国籍银行。市值总额1753亿美元的中国工商银行位居第1，中国建设银行(1287亿美元)和中国银行(1128亿美元)紧随其后，分别位居第2和第3。中国交通银行和招商银行也分别列第12位和第17位，进入了世界20大银行排行榜。(据《环球时报》)

　　夏斌简介

　　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1951年5月生。198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1978年至1981年，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宣传处、干部教育处。1985年至1987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应用理论研究室副主任。1987年至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1993年2月调入中国证监会，担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1993年7月至1995年，任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1996年至1998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98年8月至2002年9月，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2002年9月至今，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主要著作《中国私募基金研究报告》、《货币供应量已不适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当前中国企业资金确实偏紧》、《金融控股公司在中国》、《对“投资基金法”立法的七项建议》等。1990年协助陈元同志主笔完成国务院重要研究课题《中国九十年代的货币政策》。

　　主要获奖：1990年获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一等奖(《中国货币供给理论的实证研究》)、二等奖(《中国科技贷款运行机制研究报告》)。1991年获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首批全国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获中国金融学会第四届全国优秀金融论文二等奖(《正确认识我国的外汇储备问题》)、三等奖(《中国社会游资变动分析》)。2003年获中国经济学最高奖———孙冶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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