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炜光

　　有若破解了一个经济学之谜？

　　《论语》里记载了哀公与孔子的弟子有若之间的一段对话：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对曰：“盍彻乎？”

　　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

　　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这段发生在2400多年以前的对话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鲁哀公问有若，如今遭了饥荒，国库里的钱不够花的，你说该怎么办？有若回答：你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征十分之一的田赋呢？哀公说：十分之一？现在征十分之二都不够，怎么能实行征税更少的彻法呢？有若正色说道：如果百姓手中没有钱，你的国库里又怎么能有钱呢？如果百姓手里有了足够的钱，你又何必为国库里没有钱发愁呢？

　　这里，有若道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奥妙：减税，表面看政府的赋税收入会减少，但由于人民普遍受惠于减税政策，生活水平和对政府的信任和遵从度就会提高，经济也会由此而繁荣起来。算总账的话，财政收获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于是有朱熹注曰：“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

　　有若以后，至少在赋税征收的这个问题上，一直未出什么高见。直到两千多年后，西方经济学才出了个“拉弗曲线”，对税收与经济增长关系作出新的解释，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拉弗先生提出来的。人们对“拉弗曲线”已经非常熟悉，其最简单的解释是，提高税率，政府的确能多征到税，但是当税率提高到某个点后，如果继续上升，税收收入不仅不会继续增加，反而会开始下降。因为超过这个限度，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就会下降，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纳税的热情就会降低，而偷逃税的动机就会增强；企业也会因为利润下降而被迫减少投资，甚至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倒闭。接下来，政府税基就会缩小，能征到的税就会减少。这个用峰形曲线表达出来的经济学原理，就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告诉我们，边际税率的降低不一定会减少政府的税收量，如果税率降低某个百分点而引起经济增长上升一个更大的百分点，政府的税收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

　　显然，有若和拉弗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只是表达方法上有所不同。其实，如果当年有若也会画个曲线什么的，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画出一个“有若曲线”来了？中国古人展示的智慧，的确令人震惊不已。

　　无数事实证明，这样的制度之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很难讲求经济效益，也很难促进社会公平。所以，一味地征收高税、扩大政府开支来刺激经济增长，是个得不偿失的政策，不如减轻企业负担，激励企业投资发展。减轻企业和亿万公民的税负，成千上万的企业效益提高了，当“老百姓”的生活富裕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自然会增加。在跌了无数跟头之后，如今，这个最古老的经济学原理，应该被当世的人们想明白了。

　　如何破解需求与供给关系？

　　谈减税问题得从需求与供给的关系谈起，这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和逻辑关系。是有需求就有供给，还是有供给才有需求？或者说，是需求创造着自己的供给，还是供给创造着自己的需求？这看似绕口令的问话却代表着古典经济学中著名的“萨伊定律”和20世纪上半叶至今仍风光无限的“凯恩斯定律”之间论争的焦点问题。

　　供给学派(Supply-SideEconomics)在上世纪70年代否定了把经济问题的症结归为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套路”，认为在供给与需求两大关系中，需求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解决问题的钥匙得从供给方面寻找。他们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稀缺社会，一切经济资源普遍地存在着稀缺性，需求没有办法一厢情愿地创造自己的供给。问题的关键在于，供给创造着自己的需求，而不是需求创造着自己的供给。因此，供给学派正如其名，注重供给效应，即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资本和劳动供给产生的影响。

　　供给学派的智慧来源于法国庸俗经济学创始人萨伊。在1803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了供给自身可以创造需求的理论。他指出：“仅仅鼓励消费并无益于商业，因为困难不在于刺激消费的欲望，而在于供给消费的手段。我们已经看到，只有生产才能供给这些手段。所以，刺激生产才是明智的政策，而鼓励消费则是拙劣的政策。”在萨伊看来，如果市场上某一种商品出现过剩，那一定是可用来购买这种商品的另一种产品生产过少所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增加改种商品的生产：“在一切社会，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产品便销得越快、越多和越广泛。”

　　100年以后，萨伊定律被凯恩斯所否定。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一个社会，只有当它的总供给的价格与总需求的价格基本相等的时候，才能达到充分就业，这时的总需求就是有效需求。而萨伊理论的缺陷正在于此，它所阐述的不管什么情况下两者都是均等的定理在现实中是并不存在的。实际情况是，受消费倾向随收入增加而下降的规律的影响，有效需求总是表现为不足，致使总供给价格总是大于总需求价格，供给过剩的恐慌因而发生。也就是说，与萨伊注重通过扩大供给以解决供给过剩问题不同，凯恩斯主张的是通过扩大需求以解决供给过剩的问题。

　　凯恩斯十分重视财政政策的需求效应，即财政政策对增加或减少社会总需求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增加总需求，因而可以解决经济衰退和就业问题；与此相反，紧缩的财政政策会减少总需求，解决的是通胀问题。在所有的税收政策工具中，累进的所得税具有特殊的效用，它逆对经济风向，“自动”地调节经济运行。当经济处于繁荣期，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会发现，自己所缴纳的所得税也在随之发生变化：适用税率“升格”，税负上升，个人收入以较大的比例转移到政府的手中，个人的可支配收入就会相对减少，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有所降低，日渐膨胀的消费就会有所抑制，甚至基尼系数也会随着有所下降，于是，经济从宏观上就会达到稳定的效果。反过来说，当经济处于萧条时期，人们缴纳的所得税会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而减少，又随着社会保障机能的启动，个人可支配收入就会有所增加，国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普遍地提高，消费日渐衰退的趋势就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可见，所得税作为调节社会总需求的财政政策，对于需求的扩抑、从而对总需求拉动的社会经济具有有效而简便的调节作用。

　　然而，如果细加分析的话，也不难看出凯恩斯理论的欠缺之处。在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上，凯恩斯除了主张采用预算赤字、通货膨胀、扩大财政支出等方式拉动需求外，在扩大需求的其他主要途径上与萨伊并无大的分别，在攻克供给过剩这个最终目标上，也难以找到两人之间的根本分歧，区别只在于选择了不同的路径而已。扩大供给在凯恩斯那里叫增加投资，刺激生产叫做扩大生产需求，实际上，有效需求不足看起来是个需求问题，从根本上说还是有效供给的问题，因为不启动新一轮生产的复苏，谈何拉动需求？于是，凯恩斯主义不知不觉地走向了萨伊和供给学派。实践上看，凯恩斯主义也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证明无法解决他自己提出的有效需求问题。

　　供给学派继承萨伊定律，给出了一条与凯恩斯主义不同的政策选择思路。除了上面提到的一味主张扩张需求违背了经济学的稀缺性原理，其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资源的耗竭的观点之外，他还指出，凯恩斯理论的假设完全忽视了价格机制的调节作用。如果存在闲置的资源或设备，那么一定是由于价格太高，而不是没有用途；如果出现商品过剩，那么一定是生产了无法适应市场需要的东西。那些一心注重需求的企业很少创造新产品，因为它们的注意力不在那些尚未被人们所熟悉的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方面，只能继续生产过时的陈旧产品，其结果只会导致社会的创造性力量被腐蚀和日益枯竭。因此，正确的思路是，不是需求创造供给的凯恩斯定律，而是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

　　不过，从理论上分析，凯恩斯与供给学派都有一定的偏颇之处。供给与需求是同一经济过程的两个方面、同一经济行为对不同经济主体的不同称谓而已。交换行为对生产者来说是供给，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是需求。从逻辑上说，供给与需求本来不应该是一对矛盾的关系，有需求才呼唤供给，有供给才能使需求得到满足，供给也才有存在的意义。当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求和供给都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这时候，供给就会表现为市场供给；相应的，需求也就会表现为市场的需求。由于市场的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供给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于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便成为市场经济的常态。这就给人们一个错觉，以为解决需求的迫切性要大于解决供给。

　　然而，供给既然能够创造需求，它也就具有能够抑制需求的能力。那种抑制需求的供给就是无效供给。那些超过有效需求的过剩供给、不合有效需求需要的不良供给，都属于无效供给。我们常常可以见到一种情况：需求者徘徊于市场，常常因找不到有效的供给，如价格过高、质量低劣、信用短缺、品种不合等原因而欲购无门，想花钱也花不出去，这就是无效供给制约了需求。无效供给阻碍着有效需求的实现，从而从另一个方面抑制着整个经济的增长，它对经济的影响和破坏力绝不亚于有效需求不足。因为它在阻碍有效需求实现的同时，大量地浪费了本来可以用于满足有效需求的资源。理论上说，只有那些能够创造有效需求，并保证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得以实现的供给，才是有效供给，也才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供给学派的结论是：税收政策只需排除对生产的阻碍，刺激生产增长，需求就会自行上升，于是，减税便成为经济波动时期政府的最佳政策选择。

　　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消费，但消费者究竟需要什么，供给者并不知情，因而在购买力一定的条件下，供给者能从消费者（包括生产性的消费者）那里吸引出多少货币来，即提高有效供给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供给者在市场上的行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居于支配地位的要素。”市场失衡既有需求方面的原因，也有供给方面的原因，供给学派提醒我们注意到这一点。

　　经济学家们面对减税的分歧？

　　如果把凯恩斯和萨伊放在一起考察，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两大学派都主张减税，根据却不一样。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在减税时，总需求会增长，因为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税后收入相对增加了，就业和产量也会因此而增加；而增税时，在凯恩斯的模型中，减税增加需求，因而能提高价格水平（因为需求大于供给）和国民收入水平。但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长期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线，即总供给相对不变，总需求的增加就只提高价格水平而不会提高国民收入水平。

　　与凯恩斯主义不同，供给学派认为，减税有利于刺激储蓄和投资，是增加供给的最佳途径。经济主体从事经营活动所关心的并不是获得的报酬或利润，而是减去各种纳税后的报酬或利润净额。短期内，减税可以提高收入水平而不会提升价格水平，即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只要低税负政策是持久性的，那么收入的增加也将是持久性的。这就使得经济增长和价格稳定两大宏观调控的目标可以同时实现而各不相扰。因此，税收不应成为纳税人的负担，而应成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激励因素，政府应当致力于建立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税收环境。这样看，减税就不是一项可有可无的政策，而是必须减，而且应当持久性地实行低税负政策。

　　供给学派的价值在于，同样是减税，他们比凯恩斯们看得更加深了一层。税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减少消费、限制总需求扩张、增加政府收入以至缩小贫富差距的同时，也“打击”了供给。当这种“打击”使供给下降的幅度大于税后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从而使得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形就会出现，需求的扩张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牵制，反而由于供给的大幅度减少，而依旧相对增加，如是，稳定经济的目标就很难实现了。

　　首先，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可支配收入，这就为扩大消费和投资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供给学派的观点最有说服力，他们认为，高边际生产率会降低人们工作的积极性，而低边际税率无疑能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所谓边际税率，是指增加的收入在必须向政府纳税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由于所得税制是累进征收的，所以边际税率也就是累进的，即随着收入的提高而递增。如某国中等收入的边际税率为25%，那么，这个国家中等收入的纳税人每多挣一美元的收入，就有25美分必须用来纳税。假如这个国家的高收入者面临着50%的边际税率，他们每多挣一美元，必须有50美分纳税，这样，人们税后的收入就会大大少于税前的收入。如果边际税率高，人们就可能放弃工作或不努力工作，因为高税率减少了纳税后的工资率，从而改变了劳动和不劳动（闲暇）之间的相对价格。当税率为零的时候，人们最努力工作，因为每多增加一元钱，就等于立即增加了个人的纯收入。当税率为100%时，没有谁还会劳动，那会显得非常愚蠢。因为不劳动不得收入的同时也不必纳税，而劳动了不仅得不到收入，反而还会交钱纳税，谁愿意干？这意味着，在闲暇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纳税使劳动的价格下降了，劳动的供给就会减少。从劳动的需求来说，如果边际税率高，企业就可能减少劳动的需求，因为纳税后从劳动中获得的收益会减少。

　　其次，高边际税率会成为阻碍投资的因素，降低资本存量。这里所说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两个方面。人力资本主要是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投资；物质资本是用于厂房、设备方面的投资。供给学派认为，高边际税率会阻碍人们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的投资，也会阻碍人们在厂房和设备方面的投资，不利于企业设备技术的更新换代，因为高税率降低了人们纳税后的投资收益，改变了眼下消费与未来消费（投资）之间的相对价格。也就是说，在现在消费的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就好像销售税直接加入产品的价格从而提高了该产品的市场价一样。在趋利避害的原则的支配下，人们投资积极性的减弱就在所难免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存量的减少，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进而使收入水平降低。

　　第三，减税可以有效地防止滞胀局面的产生。不论4万亿还是18万亿，如此巨额资金投下去，很容易造成经济增长并未进入理想状态，通货膨胀已然降临。通货膨胀会使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因升入个人所得税的更高的纳税等级而不得不缴纳更多更重的税。通胀还会减少工资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削弱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欲望。通胀会促使利息率提升，从而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不得不压缩投资水平。所以，比起“通缩”来，通胀特别是那种没有增长或费了九牛二虎力才换得的低增长下的通胀，更加危险和可怕。

　　最后，减税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拉弗先生在餐巾纸上随手画的那个开口向左的“U”形曲线揭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行为心理：在低税率之下，人们逃脱纳税的动机明显减弱。因为，高边际税率客观上会鼓励人们从事地下经济，以逃脱税收负担，其结果反而是政府收入的减少。而在低边际税率之下，地下经济、“体外循环”等“逃税”伎俩将失去对人们的吸引力，以闲暇替代劳动、以消费替代储蓄和投资的行为变得不合算了，拖欠以至逃脱税收负担的现象相应减少，支付大量成本进行税收“筹划”或将生产活动转入地下也变得不值得了。人们得到的劳动报酬增加，税后收入也增加了，向政府申报纳税的自觉性便提升，谁还不愿意“一劳永逸”地正常纳税呢？交了税大家都安生。政府的税基扩大了，税收的总量便也会随之增加，形成良好而持久的税收基础。也就是说，如果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结果是经济总量增长一个更大的百分点，政府的收入总量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减税可以增收的道理并不复杂，但却很少有人能弄懂其中的奥妙所在。

　　这就是典型的供给学派的思想。这个学派的贡献在于，指出了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胀同时并存的原因，在于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政策难以摆脱负面的供给效应——增税时，会使劳动量和投资量减少，导致失业率的上升和产量的下降，导致供给小于需求的通货膨胀的发生，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更糟糕的局面——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因此，避免以至克服滞胀的最好的办法是减税，并且这种减税不是像凯恩斯那样的根据不同经济风向交替使用增税或减税的工具，也不是什么莫测的“结构性减税”，而是认真的、整体性的和持久性的减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供给学派的理论并非纸上谈兵，数年后即被政治家付诸实践，成为上世纪80年代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对税率进行改革，实行了大幅度减税的政策。从1982年全面推行减税政策，至1989年里根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水平已由70％下降到28％，公司所得税由48％下降到24％。美国经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并不抢眼，而此时美国经济却产生了一个突起的飞跃，生产率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减税政策的成功，证明了罗伯茨论断的可信性：“供给学派毕竟是正确的”。

　　西方早就有评论说，拉弗是供给学派的第一个政治家，而里根则是供给学派的第一个总统。里根政策的推行带来了良好的绩效，一度被誉为“里根经济学”。

　　需求重要，还是供给重要？

　　难忘的2008年第四季，仅几个月的时间，中国的经济政策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流星雨密集的宏观调控政策让人感到眩晕，十三亿人的目光，还有希冀，都寄托在那数万亿、甚至二十几万亿的财政投入上，看政府如何拉动内需。“凯恩斯又回来了”的惊呼声，在日渐萧条的冬日，听来格外响亮。

　　依笔者愚见，目前中国并不存在典型的凯恩斯危机，制约经济增长的不仅是有效需求不足，更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而且有效供给的不良已有超过有效需求不足的趋势，也就是说，注重加大财政投资的凯恩斯处方也许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遗憾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这还不是个被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所注意到的问题。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带来消费和储蓄绝对量的增长，但中国出现的却是非凯恩斯现象，即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边际消费倾向不仅非常低，而且呈现递减的趋势，不仅新增加的收入被用来储蓄，原有的收入中也增加了储蓄量，出现银行储蓄和商品库存同时增加的现象。这说明，启动中国经济的关键可能并不是需求，而是供给。

　　以往我们总是习惯于把目光盯在有效供给的乘数效应上，自信大量投资就能刺激需求和消费。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无效供给也会产生乘数效应，只是前者为正，后者为负。无效供给所产生的负乘数效应，才是我国内需不振的主要原因，所谓扩大内需，扩大的应该是有效供给，改善供给的品质，由此才能确保有效需求的实现，使潜在的购买力和政府欲启动的购买力变换成现实的购买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有效供给，才是实实在在扩大内需的含义所在。

　　实施积极财政的目的，本意应是带动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因为只有民间热了，供给才能有效，经济才可能热起来。可是现在的政策却几乎是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翻版，仍然是政府唱“独角戏”，项目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上，集中于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集中于占企业总数不过百分之几的大型国企中，只是力度更大些而已。

　　经济运转出现问题不奇怪，也不可怕，天下还有一百条道可选，但就是不要走高税负之路。

　　减税难，难在何处？

　　减税，就是要把创造财富领域的税负水平，降到不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技术更新换代能力的水平上，就是要使税收不损伤整个社会的投资、消费、创业、开发、更新的能力。

　　200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1月初召开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提出“结构性减税”的思路，为减税的切实推行提供了某种机会。但也应承认，要使这个政策变为现实，难度还是相当大的。

　　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需要政府提供更多的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特别是涉及民生的教育、公共医疗、养老及失业救济等方面多年来一直呈不足的状态，亟待改善。这是政府为维持社会稳定所必须支付的成本，这就必须保证政府有充分的税收来源，因而增加税收的理由并非不够充分。除了常规性支出，各种应对金融危机的临时性支出大幅度增加，而经济急速下滑、国有企业利润下降、民营企业出现破产倒闭等决定了财政收入增加将出现一段时间的迟缓。此外，从财税体制分析,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严重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收入，不少地方财政将会面临收支困境,很难有能力进行大幅减税，未来减税的重心可能只集中在中央占主导地位的诸税种而缺乏地方的呼应和配合，等等。这一切，都给推行减税政策带来实实在在的压力。

　　不过，2008年政府财政收入超6万亿元，算上预算外等收入来源，新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不会少于在9万亿元，减税并没有失去财政基础。此外，政府还有足够的手段可用来弥补预算的亏空，如开征环境税、调整资源税费等，还有充裕的增发国债和地方债的空间。目前一些地方豪华办公场所的建设及公款消费之类的耗费相当惊人。另一方面，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的比例也有待提高。如果没有一定的现实压力，还能不能认真地缩减行政费用？

　　有调查表明，政府扶持企业发展最好的体现是“降低税负”，占被调查企业的77%；另一项对上海480家小企业的调查也显示：“企业对政府的希望”依次是减轻小企业负担、减少税负和解决融资问题。在人们看来，政府减税比融资更重要，更急迫。

　　减税确实难，但拒绝减税更难；拒绝减税又任意浪费珍贵的财政资源，我国的经济增长、我们的就业、我们的改革大业就会难上加难。减税是个好主意，不是个馊主意。这应该不是个很难弄懂的问题。

　　经济衰退之时要减税，但政府的“另一只眼睛”还需紧盯货币的动向，不可过度放松，随时准备收紧政策，防止通胀复燃。这样做，既可保经济的适度增长，又可抑制通胀发生。其中的奥妙之处在于，减税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缓和需求过度的局面发生；减税还可以增加政府收入，若伴随政府对自身消费规模的控制，就能削平赤字，这就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