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元不同时期的照片。 本报记者朱嘉磊摄 |
王利元 |
这是一个典型的“钢铁之家”,从建国前即进入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的王利元算起,两代共有7人先后在首钢工作。他们在首钢成长、工作、成家、退休。他们的人生和首钢的变迁,早已在这71年的岁月里紧紧交织。
随着世纪钢城的逐步搬迁,这个北京最大的重工业企业逐渐成为记忆之城。回忆将永远留在他们心里。
家庭介绍
王利元:86岁,1938年,他为了有口饭吃进了首钢,1985年退休。
刘玉荣:82岁。王利元之妻。
王强:61岁,王利元的二儿子。先后在石景山老山中学、金顶街职业高中任校长,现已退休。
王智:58岁,王利元的三儿子。1982年,他和妻子先后进入首钢工作。2001年,妻子从首钢退休。两年后,他也内退。
王敏:55岁,王利元的女儿。1971年,她被分配到首钢工作。2001年,她办理了内退。
王毅:52岁,王利元的四儿子。1980年,他进入首钢工作。2007年,他买断工龄。自此,全家都从首钢退休了。
困顿时刻
沿着长安街,一路向西。过八角桥,街道渐渐变得安静。绿树掩映下,一排排红色的砖楼整齐划一。
这些年,王利元已不大下楼。86岁的他常常坐在床边,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看《首钢日报》。他依然关心着这个自己工作了一辈子的企业。
1938年,他进入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1944年春天,17岁的刘玉荣和母亲从河北老家来到这里。她是来和王利元结婚的。
王利元早早起来准备。他一无所有。为了接媳妇过门,他找邻居借了新娘子穿的夹袄,还有洞房用的被褥。绿夹袄油乎乎的,红被褥黑得发亮,而且都是借的,结完婚就得还。新婚当天,刘玉荣委屈得大哭。
那时候,日子过得确实艰难。杂粮里掺一点点白面,每到月底还都得到粮店赊。两个孩子先后出生。五口之家的重担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虽然拼命干活,但每天七八毛的收入还是捉襟见肘。生活眼看着难以为继。
幸福生活
1948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石景山钢铁厂。这是北京市第一个国营的钢铁企业。
然而那时,钢铁厂最重要的高炉封死了。厂区内,高炉不冒烟,场地长满草,工人们人心惶惶。
不过,每天6斤4两小米的工资迅速稳定了他们的心。不用再为吃饭发愁了。靠着大锤、扁担和箩筐,半年后,沉寂的高炉流出了第一滴铁水。
此时,王利元已是炼铁部的生产委员,像看眼珠一样看着高炉。8小时的班,他常常一干就是16小时。即使回家休息,心里也时时牵挂着高炉。一听到稍大一点的声响,他就从睡梦中惊醒。
6斤4两小米只是好日子一个小小的开始。
1950年,厂里为炼铁工人集中盖了第一批宿舍。王利元家分到了一间半房子,有二三十平方米。王利元和刘玉荣有了自己的房间,孩子们和姥姥住在一起。
好事成双。第二年9月,厂里进行工资改革,实行八级工资制。工人们工资大幅上涨。王利元是一级技术员,以工代干,每个月的工资是100多块。
发工资后,王利元毫不犹豫地拿出几十块钱买了一辆自行车。同事纷纷效仿。
走路上下班的工人越来越少。下班时分,几百辆崭新锃亮的自行车涌出厂门,清脆的铃声此起彼伏。
辉煌年代
王利元对钢铁厂渐渐有了家的依靠感。1952年,王利元成为钢铁厂建国后的第二批党员。
他的努力获得了认可。1953年,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消息一传来,厂里派人敲锣打鼓来他家报喜。“那会儿可真热闹,来了好多人,厂里还奖励了一台收音机。”刘玉荣说。
那天,他穿着蓝色的工作服,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领奖。金色的奖章别在胸前,双手捧着两本红色的笔记本。封面上,一本写着“新中国”,另一本写着“红星日记”。
这是他人生最辉煌的时刻。领奖后,他特地做了一件蓝黑色的呢子上衣。穿上后,他又戴上奖章,照了张照片。
到1956年,王利元已经是技师了,工资涨到了120多元。孩子接二连三地出生。家里又添了三口人。日子过得有些紧张,但还算安稳。
遭遇挫折
“一五”时期,我国钢铁业取得巨大进展。石景山钢铁厂累计生产生铁261万吨,提前一年零四个月完成任务。
1958年,我国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一年,大跃进开始了。工业上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首钢的老工人纷纷被派往各地新建的炼铁厂做技术指导。年末,组织找到王利元谈话:“北京市在沙河新建了一个炼铁厂,要调你过去帮忙建设。”王利元二话不说,第二天就跟着去了。
沙河铁厂当时连高炉都没有。王利元和工人们就在工厂旁搭了简易房,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开始亲手建。
“那里的条件特别差。父亲住的宿舍就紧挨着高炉,又热又吵。我们去陪了他几天就受不了,跑回石景山了。他的身体都累垮了,肺的毛病就是那些年落下的。”二儿子王强回忆道。
麻烦事还不止这些。王利元调走了,他的家人依然在石景山生活,但却被认为是厂外人。生活举步维艰。没有钢铁厂的职工身份,就没有了生火做饭的煤炭,甚至连洗澡堂都去不了。
“最难的是看病。作为厂外人,看病可费劲了。附近就首钢有一家大医院。”这段经历让刘玉荣一辈子都很珍惜作为首钢职工的福利,尤其是在医疗保障上。
1960年,大跃进结束。沙河铁厂接到指令,进行调整整顿。铁厂刚点燃一年多的高炉又要关闭了。王利元亲手点的火,又亲手封了炉。怅然若失。他仔细地清理了高炉,期待有一天它能再度熊熊燃起。
随后,他又回到石景山,开始跟着著名的冶金专家叶渚沛做“三高”(高压、高湿度、高风温)炼铁试验。
1964年,王利元家搬入了八角街的楼房。这是一套60多平方米的两居室,宽敞明亮。这是钢铁厂新建的一个职工宿舍区。红色的砖楼漂亮而结实,还配有专门的工人俱乐部。
“当时,这在整个北京都是标志建筑之一。”楼房就用煤气罐了。再也不用像在平房时那样还要生炉子,做个饭,弄得连鼻孔里都是灰。刘玉荣更看重一些实际的变化。
日子似乎越过越好。第二年,他家又添了一台9英寸的电视机。晚饭后,街坊邻居常常一家一家地挤到王利元家看电视。
然而,没两年,“文革”来了。石景山钢铁厂蓬勃向上的势头一下子就停滞了。各个高炉纷纷减产。
当了一辈子工人的王利元也被打成了顽固的走资派。又是批斗,又是改造,家也被抄了。孩子们在外面还被人骂。瘦小的刘玉荣成了家中的顶梁柱。一旦有人攻击自己的孩子,她就冲过去理直气壮地维护:“我们家就这么点底,你们难道不清楚吗?”
新生一代
1976年,“文革”结束。王利元获得平反,回到了工作岗位。由于身体在“文革”中受损严重,他开始退居二线,担任技术顾问。
此时,石景山钢铁厂已更名为首都钢铁公司了。他的女儿王敏已经在首钢工作5年了。刘玉荣很开心:“以后又可以享受首钢职工的福利了。看病是不用愁了。”二儿子王强也与一位首钢女职工共结连理。
时间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1979年,首钢主动申请成为国家第一批试点单位,率先实行了承包制。“当时厂里十分重视效益,工人也是没日没夜地干活。我是负责检修的,那时经常忙不过来。”王敏说。
这给企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活力和生命力。改革的前3年,首钢利润净额年均增长45%,上缴国家利润年均增长34%。至1984年,首钢的钢产量达到了800万吨,真正实现了周恩来总理首钢要“为首”的嘱托。职工的福利待遇随之大幅提升。首钢成了人人向往的好单位。
王敏刚工作的时候,工资不过三十多块钱,此时已经涨到了七八十块钱,每个月还有几十块钱的奖金。
那时,首钢还有自己的购物中心,小到柴米油盐,大到自行车,应有尽有。最重要的是价格还比社会上的商店便宜不少。
“我们自然都爱去厂里的购物中心买。搞得石景山那些店都开不下去了。”回忆起过去的好时光,王敏笑笑说,“不过,如果家里有两个在首钢上班,就不用上那买了。逢年过节发的鸡鸭鱼肉,够一家人吃的了。”
1981年,她结婚了。爱人也是首钢的。几年后,首钢为他们分配了一套6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1980年,王毅复员回家,面临分配。摆在他面前的有几条路:可以去公检法,工资比较低;可以去首钢,收入稳定的铁饭碗;还可以去开车,这是他最向往的。
他有些犹豫,拿不定主意,回家问父母。“去首钢吧,还能学门技术。”王利元建议说。刘玉荣的理由更直接:“去首钢,一辈子的看病都不用愁了。”
王毅听话地顺从了,成了首钢修理厂的一名钳工。
两年后,他的三哥和三嫂也先后进入了首钢。
1985年,王利元从首钢退休了。看着孩子们一个个进入他工作了一辈子的企业,他很欣慰。
但他还是稍稍有些遗憾。“我炼了一辈子的铁,我这几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在第一线炼铁的。可惜了我这些年的经验和技术了。”
不说再见
1995年,首钢承包制到期。过去首钢在承包责任制中享有的优惠政策不复存在了,和全国钢铁企业处在同一市场经济的起跑线上。
王利元和子女们分别住在首钢的五套房子里。“都得花钱买了。我这套就得两万多。”王利元说。
3年后,王利元和老伴买下了这套住了30多年的房子。
随后,减员增效也被管理者提上了日程。
2001年,47岁的王敏内退了。工资一下从原来的两千多降到了七八百。领导找她谈话后,她就带头交了内退申请。
2003年,三儿子王智也从首钢内退了。而此时首钢在北京的岁月也到了尾声。
随着北京市对环境保护的要求越来越高,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首钢搬迁至河北曹妃甸。
2007年4月,儿子王毅买断工龄。他拿着14万元钱,离开了自己工作了37年的企业。。
自此,王利元一家都从首钢退休了。
这一年,王利元的重孙女诞生了。这个大家庭有了第四代血脉。闲下来,儿女们常去看看王利元老两口。
买点东西,干点活,聊聊天。周末时,他们也愿意挤到老房子里,一家团聚。
明年,首钢将在北京彻底停产。
在王利元看来,首钢搬迁,儿女们陆续离开首钢,确实有些无奈,但首钢的搬迁是北京的选择,是为了北京的天更蓝,显然是一种进步。
王利元一家没有人说声再见。对于他们而言,首钢一直在那里。就如他们住了60年的家属院。也许要一辈子住下去。
本报记者沈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