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草

　　当初立法是“杀富济贫”

　　处罚酒后驾车主要还是靠刑法，而“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的汽车时代”，因而不可能对酒后驾车对今天的危害有充分的认识。

　　说起当年《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起草过程，王顺安教授依然印象深刻。“当时查阅了大量资料，而且是数易其稿。从这几年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王顺安说，“但现在来看也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

　　“当时私家车没有这么多，这几年社会发展太快，工业化、城市化进展迅速，道路网络化程度也更高了，汽车时代迅速到来。”王顺安说，“当时立法的时候虽然也提到过，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当时主要考虑和关注的还是一些道路交通技术管理的东西。”

　　王顺安说，处罚酒后驾车主要还是靠刑法，而“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还不是真正的汽车时代”，因而不可能对酒后驾车对今天的危害有充分的认识，“当时的私家车还是非常少的，车辆当时仍然归属于单位。”

　　“时代变化太快了，今后立法中，在注重立法技术、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还应考虑本国发展中的加速度因素，让立法更具有前瞻性。”王顺安说。

　　2003年制定的《道路交通安全法》2004年5月1日起施行，而实施不久后其涉及到机动车主和行人利益平衡的第76条便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到2007年便进行了修改。王顺安教授说，当初的第76条，还是“杀富济贫”的思路，以为车主强势，而行人弱势，因而对驾驶人员的利益照顾不够，而在私家车激增的情况下，当然就要进行修改了。

　　谈建议

　　治酒驾不能只靠一部法

　　“不能因为过节、结婚等原因 ，就对酒后驾车的人网开一面，该处罚还是要处罚，严格执法就打消了人们的侥幸心理。”

　　“治理酒后驾车，不能单纯指望一部法律，而是应该综合治理。”王顺安教授说，他认为这不仅应该增强全民的“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和生命意识”，还要调整法律系统做好衔接。“法律之间要相互衔接，民事法律、行政法律和刑事法律要相互衔接，做到宽严相济，处罚也要有梯度。”王顺安说，他认为需要调整的不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法。

　　“不能因为过节、结婚等原因，就对酒后驾车的人网开一面，该处罚还是要处罚，严格执法就打消了人们的侥幸心理。”王顺安教授说，他认为严格的执法对于有效治理酒后驾车意义非凡。

　　“我们的立法观念、立法技术和法律法规都要进行调整，使我们的法律观和犯罪观跟上社会发展的需要。”王顺安教授说，他认为要做好各项法律之间的衔接，必须在立法中实现“ 开门立法”，而不应该继续进行“本位立法”、“ 关门立法”，“ 也可以学习日本的做法，在行政管理法中附上刑法条款，这样才能保证法律足够的威慑作用，特别是涉及道路交通、环境保护、海关税务等方面的法律”。

　　另外，在王顺安教授看来，交通管理滞后也是造成酒后驾车事故频发的因素。他说，工业文明是建在汽车轮子上的，汽车时代迅速到来之后，如果交通管理跟不上，那么人们的人身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在中小学驻地、村口、闹市区等的交通标志应该更加明确。”尽可能地减少事故的发生。

　　人物简介

　　张柱庭，交通部管理干部学院政法教研部主任、法学教授、比较经济特约研究员，北京市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司法部全国先进法制工作者。

　　曾在地级市市委及政法系统工作，处理过许多疑难案件。现在是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常任嘉宾。参加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编写的法学大型工具书《百法全书条文释义》等编写工作，主要著作有《交通法教程》、《交通法概论》、《道路交通法概述》等。

     王顺安：中国政法大学教授，1963年出生。研究方向刑法。社会兼职: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中国犯罪与矫正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劳动教养学会理事，中国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法学会理事，北京市应用法学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主要著作有：《中国犯罪原因研究》（主编）、《 中国预防犯罪通鉴 》（上、下卷，主编之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犯罪与对策》（主编之一）、《中国治安管理法学》（主编之一）、《西方社会病》（副主编 ）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