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察

　　傅达林

　　8月11日上午，律师王利文接过一本大红聘书，成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宝鸡市委书记唐俊昌的法律顾问。与王利文一样，陕西省当天还有1051名律师，分别为494名省人大代表、558名省政协委员免费担任法律顾问。据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副司长施汉生介绍，陕西省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8月12日《法制日报》)。

　　律师担任法律顾问，为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提供“一对一”的法律服务，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地方政治生活中对法律智识的需求，看到在深层面推进律师参政、提升公共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机遇，更看到代表委员借助法律之“眼”参政议政落实民主宪政的契机。

　　现代社会，由人民选举出来的参政议政者的法治素质，往往成为衡量一国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法治发达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参政部门中，具有法律职业背景的人往往居多数。但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实践中，人大代表行使代表权利的能力水平还参差不齐，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代表、委员的数量还十分有限，尤其是在地方基层政治结构中，法律知识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重要智识障碍。在这种背景中，由律师担任代表委员的法律顾问，能够有效弥补参政议政者法律智识上的缺陷，提高代表委员的参政议政能力，更好地以法律的思维协助他们提出合乎法治需求的议案和提案，并能从法律的视角使之具体化为规范、科学和可操作性的立法建议。在笔者看来，这种对法律智识的重视，本身表明了法治基因已经深深嵌入地方政治生活之中。而参政议政者对法律智识的主动吸纳，也势必进一步扩大地方民主政治领域的法治需求，推动地方政治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不仅如此，律师在促进提升代表委员参政议政能力的同时，也为自己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参政空间。现代社会，律师向来都是法治国家非常宝贵的政治人力资源，例如在美国，律师是法律起草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占美国立法机构中全部职位的四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中，也留下了不少律师参政议政的足迹：律师积极参与地方立法，以“去利益化”的中立身份为一方法治提供优良“水源”；近年来律师还直接从江湖迈入殿堂，以代表委员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但是，在目前“律而优则仕”仍属少数的情况下，律师参政虽然使命重大但路途遥远，此时谋求更广义的律师参政途径，即为直接参政者提供智识支援，则不失为一种更为现实且有效的“中间道路”。

　　而且，律师的职业特殊性还使其能够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各阶层，倾听各个群体的呼声，体察百姓的各种意愿，以切实感受了解现有立法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为代表委员提供更加鲜活的民意素材和更具针对性的提案动议和立法建议。所以笔者以为，在律师还不能大范围为治国参政贡献人力资源的情况下，以一种幕后的方式，通过担任代表委员的法律顾问，能够以自己的法律思维去影响乃至孕育参政者的思维，从让国家民主政治更加生动、有效。

　　律师担任代表委员法律顾问的更深层价值，或许还在于对国家民主宪政的积极助动。由于受传统官本位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各地的政治生活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旧有的政治治理结构，延续着旧有的政治治理思维。虽然我国宪法确立了合乎法治需求的宪政体制，但在具体运作中受代表委员素质的限制，人大对行政权威的常态控制仍显薄弱，人大监督也在许多领域着力不足。此种背景中，作为与法律打交道的自由职业者，律师对公共事务的判断有自己独特的思维和标准，其对参政议政者尤其是人大代表的法律智识支援，如同为人大体制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助于改变传统审议监督在思维方式和素质能力上的不足，提升人大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实际地位，从而给国家民主宪政带来深层面的积极影响。

　　当然，上述的法治意蕴，都必须建立在对地方创举的实践观察基础上。律师担任参政者法律顾问要被社会认可，不仅要精通法律和熟知对法律运用的技巧，更要秉承法律职业属性和独立理性，摆脱“点缀式”的身份尴尬而进入制度化路径，如此，才能深刻影响到法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