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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贵档案

　　——“两航起义”人员在天津

　　周莲娣 吴锦洪

　　美丽的天津光电集团有限公司厂区

　　虞昌麟先生

　　图一“两航起义”人员在津最早创建的厂址。

　　图二“两航起义”科研人员研制出的我国第一台传真机。

　　图三“两航起义”人员带到天津的机器。　摄影　吴锦宏

　　珍贵档案有奖征文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档案局

　　天津日报专刊部

　　60年前，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49年11月9日清晨，10架中国航空公司飞机与两架中央航空公司飞机相继从香港启德机场呼啸起飞，这些飞机开始向台北方向爬高，脱离了塔台视线后，掉头向武汉方向飞去，飞过长沙、郑州……最后，1架降落北京机场，其余11架全部飞抵天津张贵庄机场。

　　这就是曾震撼世界的“两航起义”，这次行动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魅力，同时也表现出全体起义员工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据史料记载，参加香港起义复员的两航员工，包括驾机北飞、留港护产、驻澳门及国外办事处人员，以及在待解放区（含台湾）工作人员，共计1725人，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当时毛主席赞扬他们说“投入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总理在接见北飞的全体人员时说：“我们欢迎两公司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

　　值得骄傲的是，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不仅当时在配合“两航起义”工作中发挥过积极作用，而且在后来的人员安置及创建企业方面做出过积极努力。“两航”公司先后运回国内8批设备与器材，除1批运抵广州外，天津安全承接了7批；两航150多名技术水平较高的员工全部安置在天津，组建了民航天津电讯修理厂，留学德国攻读无线电专业的原中央航空公司电讯总工程师杭效祖先生担任厂长。

　　天津为什么能承担如此重要的工作？国家为什么信任天津？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地理位置的优越外，更重要的天津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不仅有工业生产基础，而且城市功能先进。所以在研究多为上海人，而且学历较高的“两航”公司员工去向时，中央的意见是安置在条件好一些的地方，周总理主张去天津，他说天津有西餐有洋楼，生活条件比较好，到天津定居两航员工比原来的生活条件落差会小一些。中央的信任与总理的厚爱，使天津市各级领导感到非常激动，决心一定把工作做好。时任原中国航空公司空中霸王DC—4型飞机领航员杨宏量回忆说：“我们降落后，受到了天津市人民政府负责干部的热烈欢迎。大家热血沸腾，纵情欢呼，歌唱祖国的强盛，庆祝起义的成功。”起义时驾驶C—46型双发动机运输机的黄焕元先生回忆说：“我们在天津机场受到人民政府和群众代表的热烈欢迎。当天晚上，天津市人民政府还特意为我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当时的天津市市长黄敬出席了晚会，并向我们致欢迎词。”除此之外，当时还有件小事深深感动了他们，北飞前为掩人耳目，当时他们登机前穿的都是飞行服或西装，但年龄仅十几岁的机械员甘嘉霹，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而且什么衣服也没带。11月，北方天气已比较寒冷，天津一位工作人员见小甘穿得那么少，二话没说立即找来一套棉干部服让他穿上。小甘穿着这套棉服和所有起义人员赴京参加总理宴请时，总理见他的装束与别人不一样，便轻声问工作人员他是什么人，当工作人员把情况告诉总理后，总理微笑着点点头，悄声说：“可以每个人都送一套嘛！”总理这句话，当时黄焕元先生听得很清楚，心里非常感动。他后来回忆说：“果然回到天津后不久，便有天津的师傅来给我们量身体，给我们每个人免费缝了一套灰色的棉干部服。我一直把这套衣服看作是周总理赠送给我的，穿着感到特别温暖。在十年动乱中，这套衣服的上身丢失了，我现在只还保存着其中的一条棉裤作为纪念。”

　　可以说，从“两航起义”员工落脚津城那刻起，市政府就努力使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虽然新中国创建伊始，市政府也面临着诸多困难，但还是为来津的150户分别安置在郑州道、成都道、滨江道等地的洋房里。现已86岁的虞昌麟先生说，当时公司从上海迁往香港后，有家眷的员工需自己找住房，但由于涌入香港的人较多住房很难找，他们一家三口最后只找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栖身，但到天津后分到了一处有两间正式住房的洋楼里。那时政府把他的工资定为110多元，是普通职工的2-3倍，甚至比一些进城干部的工资还高。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保证“两航起义”人员的健康，国家多次从东北调来猪肉和大米。由此可见，政府对他们是非常关心的，从而使他们这些人安心在天津工作，为祖国的发展繁荣贡献力量。

　　虞昌麟先生说，“两航起义”绝大部分员工是陆续从香港返回内地的，那12架飞机北飞后，他们后续做的工作是护产。所谓护产就是保护两航原有约4000万美元（当时价值）的资产，集中打包争取尽早运回。当时两航的两位总经理介绍说，他们为保障100架飞机发动机的正常运行而存储备用的飞机发动机零件及无线电设备等价值在1000万美元以上。单以备用发动机计，中航有363台，央航有168台。从1949年11月20日，中航供应课交湖南轮运天津268件重90吨的设备与器材起，至1950年5月13日租用“海后轮”运回天津3808件航空器材。两航供应课、机务课全体人员不仅克服了重重困难，而且还冒着通过国民党封锁的台湾海峡的危险……

　　虞昌麟先生回忆，按照组织上的安排他们复员后到天津安家工作，大家没有任何怨言。原中国航空公司顾问委员会委员华祝先生说，中航复员的通信科无线电修造股和地面通信设备器材库员工最令人难忘。中航无线电修造车间有悠久的历史，初建于1935年，工艺队伍的组成人员都是从上海社会上招聘的熟练工人，任务是装配生产用的地面电台无线电设备。抗战暴发后，他们颠沛流离到了重庆，后又在印度加尔各答重新组建。抗日胜利后回到上海，又因内战车间被通信课长薜克斯（美国人）迁往汕头。华南解放前夕，他又把车间迁到澳门，企图把它发展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航空电信厂，并独立于公司之外。起义将美国人的美梦打碎，车间工程师张华荣、刘祖汉，车间主任陶菊根等人，不仅坚决拥护起义，而且把设备和器材精心保护起来，后来在澳门地下党的帮助下，租用了4只工船，一夜之间全部运回广州后又运往天津。

　　到天津来是组织的安排，但车间30多位员工的家乡大都在上海，留在上海是理所应当的。但是他们知道车间的设备器材已全部运往天津，而且是他们亲手装箱抬上船的，无论是贵重的仪器设备、笨重的机床，还是一般的工作台和家具，一件没有少，只要开箱就能生产。虽然去与留有过犹豫，但考虑到车间的完整和新中国民航事业发展的需要，1950年1月4日，在上海短暂休整后，他们全部带着家眷高高兴兴地来到天津。

　　抵达天津后，他们受到军委民航局华北办事处的热诚欢迎，生活上得到很好的安排，内心很温暖。为不辜负党和政府的期望，他们在华北办事处及天津市政府的帮助下，1950年4月决定在和平区锦州道33号一仓库内设厂，他们边建厂边生产，由于人员齐、设备全、材料足很快成为民航的电讯设备生产和科研基地，同时也是中国民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投入生产的工业企业。1952年5月7日周总理亲自批准，聂荣臻代总长将工厂命名为“天津实验工厂”。从1950年8月1日的“八一开航”，到1956年5月试航拉萨成功，盲降设备试制，再到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兴建首都机场，这些建设中都有他们的贡献。

　　天津电讯厂建厂初期就开展了科研工作，当时试制了供短波通讯用的移频收发报机，在国内首创试制成功录、放、扩（音）大型录音机，包括录音磁带的研究试制，而且还研制成功了中文传真机。当时负责研制工作的是厂长杭效祖，攻关人员全部是两航人员。上世纪50年代初，国外的半导体电子工业还处于萌芽中，中国技术相对更落后一些，科研设备及器材奇缺，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他们坚定信心，利用现有的条件，边设计边试装，经过短短几个月的反复调试，终于将第一台样机研制成功。他们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一地发送与另一地接收的调试纸带上，清晰地出现“中国共产党万岁”7个字时，所有人激动不已，感到能为祖国贡献力量的自豪。消息传到北京后，时任国家民航局副局长唐凯专程赶到天津祝贺，接着他又和杭厂长带着样机赴京，向朱德总司令作了汇报表演，受到党中央的鼓励……60年岁月匆匆，如今两航复员在津的人员多已故去，但他们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却永远留在了历史长河中，而且他们一手创建的企业，虽几次更名但由于技术基础扎实，发展得越来越好。现在的天津光电集团有限公司，已发展成为生产光端机、传真机、移动专用通信设备，电子器件和EMS电子制造服务三大产业五大产品系列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这是对“两航起义”勇士们的最好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