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此文版权属《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若需转载，务必经该报许可。)

　　作者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要跳出信任危机，避免重大的社会危机，必须建立中央政府同民众及社会的直接关系，也就是中央政府同基层政府及干部的关系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现在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危机之一，就是各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信任危机，而这种危机是有可能深化和转变成为深刻的社会危机的。

　　例如，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的就业问题变得严峻起来。于是，中央政府强调各级政府要做好就业工作，尤其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但当有关部门关于大学生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后，马上就被大学生网民嘲讽为“被就业”。官方的其他一些“权威”数据，也屡屡遭到社会和公众的怀疑。

　　最近以来，民众质疑地方政府和部门就某一事件所作出的解释的事例明显增多。例如湖北石首群体性事件的肇因，就是相当多的民众怀疑当地警方就一起“自杀事件”所作出的解释。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大学生，当地部门开始称车子速度只有七十码，没有超速，被网民嘲讽为“欺实马”。其实，类似的事情早先也并不鲜见，在很多年前的“非典”期间就发生过多次。

　　民众不信任成“思维定式”

　　尽管很多人知道有这种不信任的存在，但不是很多人对这种信任危机的恶果有深刻认识。可以肯定地说，只要这种不信任存在，建设和谐社会就困难重重，甚至会导致更加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些民众对地方政府和部门的不信任，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上，比如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地方政府和部门想方设法地想完成中央的“任务”或者“指标”，因此就千方百计地搞些花样来欺骗中央，而实际上很多大学生并没有真正“就业”，这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唯GDP论的思维，对民众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性伤害。比如因地方政府大拆大建形成的社会拆迁矛盾，牺牲环境利益发展地方经济给民众健康造成的危害。另外，地方政府官员屡见不鲜的腐败现象，并不时发生的“官欺民”的事件，这些都在消耗民众对政府部门的信任。对于民众来说，正是因为这些经验层面上的事情发生多了，时间一长，民众自然而然就形成了这种不信任的“主观思维定式”，结果是民众对政府总是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真正披露了事实真相，也同样难以获得民众的相信，比如不久前河南杞县“核谣言”导致大批民众离城事件就是明例。应当说，民众的这种“思维定式”对政府的公信力是致命的。

　　“欺上瞒下”是不信任根源

　　民众为什么会对地方政府和部门产生不信任？如果把民众和政府分成两个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领域，那么民众这个社会领域对政治领域的不信任是政治领域内部不信任的外部延伸。

　　有人说，中国的一些政策从一开始制定就缺乏深入研究，执行政策的官员心知肚明，根本就执行不起来。到了政策执行面，问题就更大。一些政策，中央政府的确经过深思熟虑，但就是执行不下去，关键卡在“中间层”，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体制具有很大的“唯上不唯下”的特点。表面上，“唯上”表示政策执行只需要对上负责，但是因为没有“唯下”的机制，“唯上”很多时候会演变成为“欺上”。对于中央的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变着法子打折扣执行。再者，因为政治和决策过程不对社会开放，社会与地方政府没有实质性的沟通管道。也就是说，当不存在任何能够促使中间层官员“唯下”的情况下，“瞒下”也具有必然性。进而，因为可以轻易“瞒下”，对这些官员来说，“欺上”远比实实在在的政策执行要容易得多。

　　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在“欺上瞒下”的同时，却又不会欺骗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政策就很可能演变成为中间层官员的“寻租”工具，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从不执行政策或者变相地执行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在整个过程中，社会和民众相对比较被动，其决策参与权和对政策执行的监督权十分有限，并且利益常常受到官员的侵犯，这是社会对地方政府和部门不信任的最主要根源。

　　把更多权力下放给社会

　　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都没有任何理由对民众的不信任掉以轻心。要跳出信任危机，避免演变为重大的社会危机，必须建立起中央政府同基层政府以及社会民众的直接关系。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间层过于庞大，所以中央政府应把部分权力从中间层收回，再下放给基层政府。当然，光把权力下放给基层政府还远远不够，因为基层政府和官员同样也会出现腐败现象。因此，在向基层政府分权的同时，也必须把部分监督权力下放给社会。只有到了社会成为政治、决策和政策执行的内在因素的时候，中间层官员的“瞒下”和“不唯下”行为才会得到根本的纠正；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欺上”和假“唯上”也才能得到纠正。一句话，只有当社会成为权力产生和使用过程的内在部分的时候，政府才能建立起社会的真正相互信任，社会也才能找到信任政府的根本而牢靠的理由。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