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士”一词在鲁迅、李敖和当今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不同演绎。

　　这个时代还需要“斗士”吗？

　　也许，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怎样才能使得富足的斗士与苦难的英雄携手并肩，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并行不悖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杨梅菊发自北京

   　鲁迅又一次成为公共话题。

　　在中小学即将秋季开学前夕，很多人发现，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等3篇。

　　如果说从鲁迅到李敖，“斗士”由一种呐喊的苦痛沦为小丑的姿态，那么由李敖到今天日趋沉默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疑惑：当知识分子连呐喊的姿态都一并省略时，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斗士”？

　　“速朽”的鲁迅

　　事实上，此次教科书风波也许正应了80多年前鲁迅的期望。

　　“他曾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知道自己的作品要被收录进语文课本的时候，鲁迅非常痛苦，他反对说：“我的文章是有毒的，不要放到教材里。”

　　很显然，鲁迅愿望中的“速朽”有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社会变得足够美好，美好到不需批判。

　　如今，鲁迅的部分作品被拿出教材，却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足够美好。

　　钱理群用“悲剧”来形容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被淡化”，这位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研究鲁迅的人文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应当成为与莎士比亚、歌德享有同等待遇的人物。

　　“今天的时代，假的虚伪的东西太多，需要鲁迅这样的人来直面。鲁迅就如湿地，在干燥少雨风沙中让我们呼吸顺畅。”孙郁如此形容鲁迅对于当今时代的巨大精神作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迫切需要的人，现在却正被渐渐放弃。当鲁迅成为中小学校园里的“三怕”之一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画家陈丹青所形容的“好玩”几乎成了与鲁迅距离最遥远的词汇。

　　“小丑”李敖

　　8月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台北专访李敖。记者问起身后之事，李敖玩世不恭：“遗体我会捐给台湾大学医院，千刀万剐。”随后，上海《东方早报》刊出评论，“李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却不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他是专制时代最无畏的斗士，却是民主时代最普通的小丑。”作者羽戈对李敖个人进行的是“公正”到近乎苛刻的评判。

　　有人说，鲁迅永远立于任何体制之外，而李敖则永远立于体制对面。鲁迅的批评对象不止于政治，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和渗入人心的文化传统。而李敖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在不大可能遭到当局迫害的情况下而作激烈状的批评甚至谩骂，近乎哗众取宠。而在内地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眼里，尽管“斗士”一词在鲁迅与李敖身上皆有延续，但是，与前者死于所爱的耶稣形象相比，李敖的小丑论并非妄言。

　　羽戈在文章中还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斗士？“他们（李敖与韩寒）对社会之恶的批判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同时他们的生活却极其舒适安乐……”这一观点引来的是当代知识分子更为激烈的反驳，“为什么要清贫悲怆？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怎么指望他能兼济天下？”资深时事评论员熊培云反问。

　　沉默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开场合，钱理群不止一次说到鲁迅身上最为珍贵的品质，三个“拒绝收编”——“拒绝被体制收编，拒绝被拿来的文化系统收编，拒绝收编任何人”。而这样的独立精神，在如今大多数甚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身上，早已消失殆尽。

　　实际上，这个社会并非没有真正致力于推动进步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愿被人们称为“斗士”。“因为在今天斗士是一个姿态性超过思想性的词语，在这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嘲讽英雄和蔑视一切。”《生活》杂志联合发行人许知远认为，如今整个社会都不提倡思想而倡导放纵和享乐，进而导致人们抗拒鲁迅与英雄斗士的存在。

　　“过去20年是轻飘飘的20年。”许知远说，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纷争终结、乌托邦情结消散，人类再没有遇到能影响自身存亡的重大事件，没有能引发人类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沉默，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这是全球性问题，但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回潮。”

　　触摸时代的声带

　　在豆瓣网上，鲁迅小组的成员们以一种颇为严肃的态度抗衡轻慢的现代阅读，他们喜欢就某个词句进行毫不留情面地争辩，但在这句话面前保持一致，“爱鲁迅的，怕多是默然前行的人”。

　　巧合的是，采访中找到钱理群教授，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并且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本报记者。后来的交谈中，他说，之所以拒绝采访，是因为有些话说了太多遍，但仍然有同样的问题在提出。事实上，这是当今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困境中最为普遍的一种。

　　正如我们试图去触摸一个真实的、可以尊崇也可以辩驳的鲁迅，我们在期盼的，同样是一个具有饱满时代价值的 “斗士”。也许，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思考的是，在原本稀缺的思想资源里，究竟怎样才能使得富足的斗士与苦难的英雄携手并肩，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并行不悖？摒弃历史语法，回到当下语境，无论斗士、批判者还是温和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在捍卫法治精神、坚持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各兴主张？

　　钱理群曾发表的《当代中学生和鲁迅》则带来某种更为年轻的希望，“如果看了这篇文章，你会很吃惊，因为当代中学生对鲁迅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他们懂得鲁迅，这就有希望。”

    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