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肖秋生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国民党给天津留下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百乱待理的破烂摊子，但是，当时的人民解放军天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天津市委、市政府坚信，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广大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黄敬说，天津的任务一是恢复发展生产；二是学会管理城市；三是支援战争。

　　当时天津的另一个举措是创建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黄敬市长曾指示，居民委员会干部和积极分子，要注意选择退休老工人及其家属和其他劳动者担任，说他们是街道工作中一支重要依靠力量。那时许多对新社会新生活充满憧憬的妇女,勇敢走出家门,积极参与到居委会工作中来。李淑銮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据她的儿子何云江先生回忆，他87岁的老母亲就是从那时候走出家门参加居委会工作的。当时27岁的李淑銮已经是4个孩子的母亲，她高小毕业，有文化，很想出来做点事情，婆婆支持她，说你去吧，我帮你带孩子。于是她走出家门做了河东区（当时叫四区）贾家沽道村（如今这个村几经拆迁已不复存在）的妇女主任，当时的贾家沽道村处在城乡接合部，虽然村民们都有城市户口，但很多人家还有地，所以工作很繁杂，李淑銮就是在这样一个村里义务做了近十年的居委会干部。直到1958年进工厂做了工人。据何先生回忆，那时他还小，只记得母亲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地忙，回到家说的也是白天工作中遇到的事情，不是如何抓特务、逮小偷、调解纠纷，就是怎样搞土改、搞粮食统购统销、帮助国家推销国债。何先生说：母亲热心，谁家有了问题，她去帮助解决。解放军南下住在村里，母亲带头把家里的五六间房腾出来让给解放军住；母亲敢管，不要说刚刚解放时的抓特务、逮小偷，就是后来的按规定谁家有亲戚住上三天不登记她也不放过。就在前不久，他还发现了一张油印的就餐劵，那是1955年母亲代表村里去参加消费合作社代表大会，会上发的一张就餐劵，但母亲开完会说村里还有很多事等着她做，顾不上吃饭就赶了回来。于是那张就餐劵就一直留到了今天。

　　何先生回忆，母亲对他讲过，那时的居委会有点像老根据地的妇救会、农救会，都是自愿参加，主任、委员全是义务的，后来随着区街政权组织的变革和街道任务的加重，逐渐成为在区街领导下的半政权性组织。1950年7月21日市政府颁发了《天津市各区居民委员会组织办法》。

　　据有关资料介绍，1951年市政府抽调300余名干部组成民主建政工作队，一般做法是，经过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组成居民小组，选出居民代表；由代表会选举居民委员会委员7至9人；由委员会选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会内设治安、文教、卫生、调解、社会公益、妇女等工作组。1952年开展“三反”运动时，黄敬市长抽调了1300余名干部，组成市长访问团，代表市长按区街分成11个区队245个小组深入居民区进行访问，向群众宣传开展“三反”运动的重要意义和决心，动员广大居民群众检举干部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和不法奸商的违法问题，共收到检举材料和意见4万余件，有力地促进了“三反”运动，并发现许多干部作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