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公公：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人

    文 | 王圣贻

　　在我熟悉的前辈中，最让我有神秘感的人，是郑振铎公公（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1898－1958）。提到他，我就想起：晚上，穿着长衫、戴着酒瓶底厚近视眼镜、瘦高个子的郑公公一来，父亲辛笛马上把他迎进书房，又赶紧拉起黑黑的窗帘，把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的，再急忙把书房门紧闭，根本不像平时来了客，总让人送茶进屋。

这使我十分好奇，就蹑手蹑脚地走近书房，从锁孔中往里看。有时候什么也看不见，把耳朵贴在上面，隐约听到两个人在低声说着什么，我奇怪他们干吗摸黑坐在那里说话；有时也可看见在微弱摇曳的烛光下，两个人的头凑在一起，好像在看什么；最有意思的是他俩会在靠近门口的小茶几上，点起酒精灯，在萤萤之火上放上烧杯，不久就从门缝、锁孔里飘出一股好香好香的味道来。在我的印象里，来我家做客喜欢喝咖啡的，大多穿西装，只有郑公公是例外，总穿长衫，而且烧咖啡的方式又那么独特，不像平时都是母亲在厨房里烧的。这一切，都让我感到郑公公的神秘。

　　那时，我小，不懂事，哪里知道抗战胜利前夕，日本鬼子在孤岛上的猖獗。夜里戒严，父亲的举止是怕灯光外泄，惹来麻烦，尤其担心郑公公的安全，何况他俩又是“计议‘天亮’前后的种种打算”。至于那别出心裁的烧咖啡，只有当我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后才深深领会到，那是生命的一份凝重与执著，是苦中作乐。当时郑公公整个身心都扑在抢救珍贵古书籍上。他怕日本鬼子发现行踪，掠走国宝，特意扮成小商人，一个人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父亲在《忆西谛》一文中说“那时西谛个人住处系在沪西居尔典路（今名高邮路），篱落人家，荒僻直似乡居，所赁小楼一角，到处都是书籍，入内几乎没有插足的地方。”郑公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甚至拿生命冒险，抢救宝贵古版图书的精神，真是令人起敬！

　　那时我家的顶楼，叫箱子间，一直锁着，母亲上去翻箱子，拿衣物，我也想跟着去凑热闹，但母亲总是说“里面太黑又脏”，不让去。没有办法，我最多只能偷着张望一下，可也看不出名堂。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天，从箱子间一下搬出了许多用原色木板打得十分粗糙的木箱子，而且听大人讲，那里面藏的都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郑公公与外公徐森玉天天出入上海各大藏书之家购得而又无法运走的宝典秘籍，我真是大吃一惊，赶紧借机跑进去。发现所谓箱子间是前后套间，那些宝贝都放在后面一间，还堆了一堆杂物作掩护。父亲回忆，当时郑公公“更担心代国家收购之书，万一被敌伪发觉，势必前功尽弃，岂不可痛，乃与森丈四处设法分置数地。我家寓楼顶楼也曾作为庋藏所之一，木箱凡数十只，直到抗战胜利后，森丈和西谛全部运出，妥交北京图书馆收藏，方成蒇事。据赵万里先生讲，在这一期间，他们两人经手所收善本计达八千余卷册。解放后，全部归于人民。在我也算追随森丈、西谛之后略尽绵薄报国的一点心意。”（《忆西谛》）郑公公这么煞费苦心地保存善本，实际是为我们民族保存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功德无量。

　　这又让我想起郑公公寻访、保护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诗笺的事。1931年郑公公在北平教书，却又热心收集荣宝斋、淳菁阁等木刻水印的诗笺，并和鲁迅先生合编。而热河战事的发生，又使他们担心错失良机，郑公公便抓紧时间，不辞辛劳、不怕麻烦地三进琉璃厂，到处寻访张罗，终于印出了精美的《北平笺谱》。这一切都在他写的《访笺杂记》中作了生动的描绘，从中可见他对文化遗产的那份痴心。

　　解放后，家里星期天集会，外公与父亲提起郑公公，常会为他爱书成“癖”，感叹万分。为了买心爱的书，郑公公常常是倾其囊中所有，有时甚至典当、欠债。其实，外公与父亲比郑公公好不了多少。父亲就常讲：“逛书店买书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母亲有时讽刺说：“你再这样买下去，我们就该在家中顶着书过日子了。”所以我想，郑公公早年写的小说《风波》中的男女主人公围绕着“书”引起的一场场风波，该是他生活的积累，有感而发的，否则哪能把男主人公的心理、神态描写得那么逼真、细腻呢！

　　长久以来，在动荡的年月里，郑公公始终如一地搜寻、抢救各种版本的古书，那完全是在民间，以平头老百姓的身份，凭个人的力量去做，是自觉自愿的，内中的艰难、曲折、辛苦，甚至引起的误会，也只有自己品咂得出，但这份自觉性，把前辈们对祖国灿烂文化爱到极点的忘我境界完全真切地表达了出来。作为后人，我们汗颜。

　　当我看到巴金伯伯在《纪念振铎》一文中深情地说：“当我把他花费苦心收集起来，翻印出来的一套套线装书送给欧洲国家文化机构时，我又带着自豪的感情想起了振铎。”这让我深深感到郑公公所付出的心血之重要，他的胸襟、气魄之大！

　　新中国成立后，郑公公先后担任了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第一任局长、文化部副部长。这使他有机会和能力把他对中国文化的满腔的爱更好地赋予行动，于是他尽心尽职地为国家保护起祖先的遗产。一上任，他就热血沸腾地会同有关机构，制订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保护古迹、文物办法》、《古迹文化遗址及古葬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文物出口鉴定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草案》等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文件。这是充分运用法律来保护文物，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

　　建国初，面对外国机构、收藏家、国际文物贩子觊觎香港市面上流散着的不少大陆收藏家所收藏的古代书画、善本书籍及古泉币等，郑公公忧心如焚。他认为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能让祖宗创造和传下来的这些宝物再次被洋人掠走的，在这件事上，他责无旁贷。于是他当机立断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收购小组，主持搜寻、收购失散在香港和海外的国宝，并负责把它们运回大陆。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重视下，1951年6月“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成立了，舅舅徐伯郊成了这个小组的负责人，而郑公公则是全面行动的制订人和指挥者。实际上这个小组还未获准成立之前，郑公公早已委托舅舅在香港就近收购、抢救文物了。从《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中可以看到人们说的“国宝大营救”，实际上是一场看不见硝烟，听不见炮声，异常激烈、曲折的“文物争夺战”。一开始，郑公公对舅舅的指示就非常全面、周密，他强调“我们的收购重点，还是古画（明以前）与善本书，因其易于流散也……”他并以自己在抗战时从事地下秘密收购图书的经验，一再谆谆告诫舅舅：“出去后，盼长来信。信以托沈（镛）经理交人带穗寄来为妥”。“以后来信，最好能复写几份，分几次寄出，同时交一份托新华社或中国银行带到广州寄出，比较妥当些”。至于具体开展某一项计划时，郑公公又根据舅舅写给国家文物局的请示信，频频写信作周密细致的指示。建国初，国家外汇极其紧缺，郑公公认为“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收购古物的资金必须要用在刀刃上，“否则我们实在交代不过去”。在收购陈仁涛的古币过程中，他就曾经在信中对舅舅做过这样的具体指示“如被换了重要的几件，则全部的东西便顿然失色了！故必须查对目录，更必须审定是否原物！如何审定法子呢？最好是在穗，即先将古币运穗，验明无误后，才能付款。万不得已，只好在澳门。或先将款提在某银行，双方（我、陈）签字为凭。候验明后才能由双方签字提款。但这个办法，他是否同意呢？”舅舅按照郑公公的具体指示，反复奔走、耐心谈判，并不断晓以大义，终于使这批古币以80万元港币成交。其款项是待舅舅亲自将古币护送到广州，由与陈仁涛的钱币共同拥有者、留在大陆的张炯伯（张占1/10）亲自到广州验明确实是真迹后，才付给陈的。待古币到了北京，文化部又邀请了泉行中的名家里手对陈仁涛的全部钱币“会诊”，再作评定。从中可见郑公公认真负责、周密细致的作风。难怪外公曾赞“西谛是个有心人，既热情又慎重”。

　　郑公公也十分知晓舅舅在外工作的那份艰巨与困难，常在信中叮嘱：“惟必须十分的机密，十分的小心慎重，以免坏人钻空。”“处处要防备，处处要妥慎，绝对不能有一点疏忽。一不小心，就容易出乱子。”“实在不好办，一切务必请示朱（光）市长后再办为妥！”对于舅舅辛勤抢救国宝，郑公公又多次写信表扬：“你这次购画，大费心机甚是感谢！”“宋徽宗的画等五件，已收到，均是真迹，甚佳，甚佳！”他甚至代表政府对舅舅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比如他写信说：“你在香港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我们都感激你！为国家、为人民争取到已流出国外的‘重宝’，这是件大工作。尚恳能多多努力，获得更大的成功！”

　　与此同时，郑公公又十分重视各地的文物管理和博物馆建设。外公每次从北京开会回来，开口、闭口总是“西谛”，而且赞他“真能干事”。记得有次外公说，郑公公谈起正在北京新建的几座大博物馆日后开馆计划，是“那么兴奋”，因而感叹“西谛是个真性情人”、“一心总想为国家多办事”。这让我想起郑公公所赞颂的“蝉”，要在地下黑暗中生活很长时期，才能来到阳光下，于是在夏季它就拼命地鸣叫，“蝉之声是高旷的，音乐的，带有自己满足之意的”，蝉是在“迎风而唱”，唱的是“生命之歌，生之盛年之歌”（《蝉与纺织娘》），其实郑公公不也是这样吗？

　　以前我一直以为郑公公的贡献就是在文物、考古事业上，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又在大学执教中国现当代文学，才进一步了解了他。1926年他去莫干山避暑，人家是真避暑休闲，他却是每天坚持写作和有规律的生活。30天就把世界文学史巨著《文学大纲》中的部分稿件写出来了，以致他的朋友写信问他“你一天的生活如何呢？我们只见一天一卷的原稿寄到上海来，没有一个不惊诧而且佩服的。上海是那样的热呀，我们一个字都不能写呢。”（《山中的历日》）而这本《文学大纲》有80余万字，且附有精美插图716幅。它克服了过去外国人撰写“世界文学史”忽略或根本无视东方文学的通病，全书东西方文学各占1/2，中国文学占了1/4。书出版后受到社会高度评价，直到30年代蔡元培先生还赞扬此书是“纲举目张”、“材料丰富、编制严谨”的“空前之作”。而当时郑公公只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竟能这样抓紧利用时间认真治学，难怪他除了《文学大纲》外，还写出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俄国文学史略》、《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此外还有诗歌、散文和小说，他还介绍、翻译了外国作家作品。

　　我非常喜欢郑公公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些小说，尤其是《桂公塘》和《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是根据文天祥的《指南录》写的，却不像有些作家都是写文天祥英勇就义的壮烈。郑公公独辟蹊径，选取了在南宋小朝廷行将崩溃之时，文天祥临危受命到元兵营谈判议和，又被元军扣留，最后好不容易设计逃出，奔赴抗敌前线的一段。在苍凉悲壮的氛围中，显现了文天祥赤胆忠心、百折不挠的气概，令人对英雄起敬，而作者内心的那份激越与愤怒也自然流露于字里行间。这篇小说正写在东三省沦陷，日寇步步向关内紧逼，而蒋介石又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郑公公是把它“敬献给为国人所摈弃的抗敌战士们……因为这一段事过于凄惨，自己写完了再读一遍，却又落了一回泪。”（1934年《文学》第二卷第四期该小说的“附记”）而《取火者的逮捕》是四个内容连贯的短篇小说组成的中篇，虽根据希腊神话改编，看的时候却有看神话所没有的内心的激动，而且从中可以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满腔仇恨和对人民的炽热的爱，尤其最后读到《神的灭亡》，原是希腊神话中没有的。那个人类前仆后继与恶神浴血奋战、终于获得胜利的场面，真是让人振奋。这虽是描写实现了普罗米修斯的预言，但我却觉得是郑公公在预言黎明前的胜利曙光。在1933年-1934年国民党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那样黑暗的时期，郑公公竟敢而且能写出这样的作品真是不简单。

　　郑公公诚然是一介书生，但他不是一个躲在书斋中只知做学问的人，也不是一个远离现实和生活只写“自我”的作家，更不是一个只知收藏宝物为己有的收藏家，他是热血男儿！祖国灿烂的文化哺育了他，给了他一副火眼金睛，使他担起历史的使命，为祖国遗产不遗余力；时代的苦难、人民的流离失所，催促、激励他提笔，以正气对邪恶，以意志对蛮横，实践“为人生”的主张，揭露敌人，书写忠孝仁义，写大中国的精神；屈原、苏武、霍去病、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气节、操守陶冶了他，使他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漠视国运，信念在体内，像一座火山，他积极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又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他昂首作为市民代表，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的市民代表会议，他创办《民主周刊》，为民主、和平鼓与呼，他是一个热血男儿！爱，是他生命的最高情感，给了他智慧和力量，使他集学者、作家、编辑、考古学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从而成为我国新文化史上全才型的巨匠。据不完全统计，他生前结集出版的著译有55种；由他主编、参加编辑的报纸、杂志有37种，丛书、丛刊23种；由他发起和参加组织的政治、文学、学术社团近30个；编辑图籍14种、创作12种，文学学术论著20种，翻译的作品和论著23种，选编、校点、影印的中外著作42种，未刊书稿28种。

　　高鼻子的郑公公在1958年10月离60岁生日只有两个月的时候，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殉职，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距今，半个世纪已过去，郑公公以自己的一切证明，他的生命是值得人们尊重并永远不能忘记的。他留给我们的是财富，他撒向人间的都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