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平点将

　　邓小平、叶剑英、王震三人交换意见之后，一致认为应该启用荣毅仁。

　　有国际影响力、了解经济规律、具备管理企业的实践经验，综合在一起，荣毅仁成为总设计师心目中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助力的不二人选。

　　小平点将，荣毅仁“出山”，这个结论是由一次会面定下来的。

　　此前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代表齐聚北京开会。会前，全国政协委员古耕虞、周叔弢，民建、工商联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以及荣毅仁同时接到通知——小平想见见他们，和他们谈谈。这让收到通知的5个人都很兴奋，虽然他们事前尚不知会谈些什么，但凭着他们几十年来的沉浮经历，他们知道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1月17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里济济一堂，其乐融融。除了邓小平和上述5位工商界代表之外，与会的还有乌兰夫、纪登奎、谷牧、陈慕华、卢绪章以及经委、外贸等有关部门人士。

　　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下面的几段话是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全国经济形势的总体把握和如何搞经济建设的初步构想，虽然是口头不成文的表达，但我们依然能很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基本思路。

　　小平说：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些，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小平说：现在国家计划想掉个头，工业以钢为纲，这大家伙，资金周转慢。先搞资金周转快的旅游业、轻工、手工业、补偿贸易等，换取外汇，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旅游业，可以扎扎实实搞50亿美元收入，我们地方大，名胜古迹多，要千方百计赚外汇。旅游业有50亿美元收入，发展石油工业有50亿美元收入，加上别的，共有150亿美元。（谷牧插话：可能还要多）到那时，就不会发生偿还能力问题了。

　　小平说：补偿贸易中，有相当外汇收入，起码广东、福建两个大省有希望，两个省在外的华侨很多，江苏、浙江也有。补偿贸易不一定会得到全新技术，搞合营会有全新技术，他们需要有竞争能力。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香港厂商给我写信，问为什么不可以在广东开厂。我看，海外同胞、华侨、华裔都可以回来办工厂企业。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

　　这一番谈话让与会的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豁然开朗，他们跃跃欲试。但是，刚经历了“文革”风暴洗礼的资本家们心中还是顾虑重重，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都在拨乱反正中陆续被摘掉，可工商界还没有摘帽。

　　参加会议的古耕虞说：“中美建交以来，接到不少美国来信，那里中国血统的人，很想来投资，为祖国效力。现在统战系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怕同资产阶级分子打交道，越到下面越厉害。我看先要解决干部心有余悸问题。统战干部在‘文革’中被冲击得厉害，说是投降主义，统战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由于资本家的帽子没摘掉，一些有用之才仍在工厂从事较重的体力劳动。

　　对此邓小平态度鲜明，他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场推心置腹的谈话，也让人看到了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决心。

　　对此，荣毅仁干脆地表态：“只要国家给我工作我就做，白天、黑夜，什么时候找我都行。我才60出头，80岁前还可以做点工作。”

　　作为实业起家的荣氏后代，荣毅仁在面对经济建设问题时，念兹在兹的还是如何搞生产，在他看来只要生产搞上去，什么问题都好对付。同时他也提出了要搞好生产当下必须面对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制度，十几年来不增加工资。我们过去办厂，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资。有人说，增加工资是否会引起通货膨胀，我认为只要提高了生产，通货膨胀一点还可以刺激生产。一个是管理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主人翁感，就不动脑筋，生产就不会搞好。现在有些机构头头太多了，一个厂，两三个厂长就够了，人多了，划圈的就多了，办起事来速度就慢了。”

　　荣毅仁不但有管理经验，同时也熟悉与外商打交道的窍门。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现在英、法、日、联邦德国都要跟我们打交道，因为我们政局稳定。从国际上看，对我们是有利时期。美国大公司来华还有顾虑，外国朋友建议我们邀请大老板来面对面地谈，让他们回去讨论，以改变目前的态度和看法。在美国还有工作要做，可以利用华侨、华裔。我对外国朋友说：‘我们有人力，你们有财力，可以合作。’对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现在各级领导都很积极，这里需要协调一下，德国西门子公司来华，许多部都找上门去，他们的尾巴翘得很高，要价也就高了。”

　　原本的这次会面邓小平有意找荣毅仁单独聊聊，虽未能成行，但会上小平还是对荣毅仁提出了特别的希望，要他对现在管的事少管一些，摆脱一些社会活动，“出山”来从事经济建设，围绕创汇、开放，闯出一条新路来。

　　小平殷殷嘱咐荣毅仁：“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说到这里，小平指了指坐在不远处的国务院副总理谷牧，说：“遇到麻烦就找他。”

　　天下苍生正狼狈，愿分良剂救膏肓。荣毅仁踌躇满志，壮志在胸，今日一番对话将他压抑多年的报国之志全部调动了起来。

　　会谈一直持续到了中午12点多，邓小平风趣地说：“该吃饭了，今天请你们吃涮羊肉。”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一角，摆开了两桌热气腾腾的火锅。大家围炉畅谈，更觉今天这顿“涮羊肉”远胜山珍海味。

　　古耕虞操着一口四川话直言，这顿涮羊肉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大戏”刚刚开场，好戏还在后头呢！

　　筹建“中信”

　　邓小平振聋发聩的讲话仍在耳边回荡，但对于实干派的荣毅仁来说，当务之急便是如何落实。所谓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总设计师的蓝图需要有人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央对荣毅仁的期望，也是小平与他们座谈的目的所在。

　　近代中国工商界、知识界从康、梁、张謇开始一直以来都有“实业救国”之理想。荣氏兄弟宗敬、德生当年大兴面粉、纺织业即是一脉相承了这种理念，如今轮到了荣毅仁，在身处不同的时代环境下，他该如何选择？

　　当时，摆在荣毅仁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像“文革”前那样，继续当个部长什么的，中央也向他透露过这方面的意思，旅游或者电子部门由他自己挑；另一条则是办企业。荣毅仁说：“不，不，我不愿当官，还是办企业，当我的企业家吧。”毫不犹豫走上了兴办实业之路。

　　夜深人静，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里，灯火阑珊。荣毅仁在他的书房里时而坐下疾书，时而来回踱步，他苦思冥想着未来的道路，“对外开放需要引进外国资金，需要引进先进技术，对，就搞个信托公司吧。”

　　鏖战数昼夜，不眠不休，荣毅仁终于将一份《建议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些初步意见》送到了中央。《意见》中说：“从国外吸收资金，引进先进技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似有必要设立国际投资信托公司，集中统一吸收国外投资，按照国家计划、投资人意愿，投入国家建设。”

　　没过几天，中央的批示就下来了——同意。考虑到纯民间公司实力不够，中央决定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

　　了解投资信托（Investment and Trust）的人都知道，这即是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筹资、融资、发展经贸的一种方式。虽然解放前上海已经出现了以代发股票和债券等形式的信托公司，但这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要建立投资信托公司无疑是打破意识形态藩篱的重大创举。荣毅仁，这个曾经的资本家、小开又要扛起这样一面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大旗，必须具备有大刀阔斧、无畏向前的魄力。

　　荣毅仁马不停蹄着手筹建中信。一方面他亲自出面请来了沪京两地原工商界的故交旧识，希望他们出面助一臂之力。这份重量级的名单中有这样几个人：

　　王兼士：75岁，德国慕尼黑大学经济学博士，解放前曾任上海闸北水电厂经理。

　　吴志超：65岁，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香港天厨味精公司董事长，原上海天厨味精厂老板吴蕴初之子。

　　徐昭隆：62岁，上海交大化工系毕业，原上海中国染料工业公司总经理。

　　吴光汉：68岁，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首届本科毕业生，曾创办多家化工染料厂，公私合营后任上海染料公司副总经理。

　　雷平一：67岁，原上海中国实业银行业务部经理，曾任民建中央政策研究委员会委员。

　　杨锡山：63岁，原上海四明银行总经理。

　　经叔平：61岁，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原上海华明烟草公司副总经理，华成卷烟公司总经理，全国工商联副秘书长。

　　老友重聚，相谈甚欢。不过，既然是旧识，也无须绕着弯子说话，要干实事，就得直来直往。

　　王兼士开诚布公地问荣毅仁：“办公司你到底有没有实权？有，就帮你干；如果挂名的，就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在上海养老算了。”

　　荣毅仁说：“这次是真有实权。”

　　荣毅仁此言不虚，中央对他是充分授权，存心要他干出一番事业。在一次纪念“七一”大会间隙，邓小平见到正在筹备中信的荣毅仁，问道：“公司筹备得如何？”

　　荣毅仁一一汇报。

　　邓小平接着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邓小平心里明白，一个党外人士，民族资本家出身的人要办这样的新业，没有实权是万万不行的。

　　因此，当吴光汉问荣毅仁：“方针定下了，那人呢？”

　　荣毅仁当即表示：“就是找你们呀，还要请你们物色人才哩。”

　　现实与历史，理智与情感在这些元老们的脑中激烈地交锋，但最终荣毅仁和中央明确而坚决的态度让他们拍板决定“荣老板，既然你领头，我们就到北京帮你一段吧。”

　　“没关系，大不了再挨斗呗”，这些饱经沧桑的老人，曾经的有识之士，有为才俊们终于抑制不住掩埋多年的理想和抱负，决定放手一搏。

　　与此同时荣毅仁还邀来几位正当盛年的中坚力量，他们是：叶选基（37岁）、王军（38岁）、庄寿仓（52岁），他们后来在中信初建中都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人事已定，戏开唱了。

　　荣毅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组团出国访问，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经验。派人才留洋考察，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改革的第一步，现在也成了荣毅仁办新业的第一步。

　　1979年4、5月间，荣毅仁率领的代表团先后走访了波恩、汉堡、法兰克福、慕尼黑、苏黎世、日内瓦、巴黎等20多个城市，参加了汉堡举行的汉诺威博览会，还参观访问了工矿、银行等50多个单位。

　　走出国门，眼界大开。外面的世界是如此精彩，让这些老先生们不胜感慨：从60年代到70年代，同样是二战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的局面，战败的联邦德国却能埋头苦干、励精图治，一扫战争留下的阴霾，使国家走上了现代科技革新之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观我们自己，却是大搞政治运动，折腾来折腾去，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

　　国外的所见所闻，让荣毅仁一行充满了时不我待、迎头赶上的干劲和急迫心理。

　　由于一时没有场地，荣家的四合院成了临时办公地。往日宁谧悄静的小院，顿时人来人往，生机勃勃。万事开头难，筹备工作也是千头万绪，值此时机，荣毅仁找来的那几位“中坚力量”显现了不一般的作用。

　　叶选基作为叶帅的侄子，在国务院各部委，北京市各部门都有熟人，当时一些上层关系差不多都由他来跑。叶剑英也常常通过侄子关心中信的筹备进度。庄寿仓，管文秘和对外联络，称得上是荣毅仁的首任秘书。王军，王震之子，和军工及工业系统关系密切，涉及此类业务便由他独当一面。

　　1979年7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签署公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的命令”的消息，紧挨着的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全文，文后便是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消息。同日，新华社也发布了国务院批准成立中信的消息。

　　纵观以上局势，信号相当明确：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中信即将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