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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荣毅仁?荣氏,一个百年家族的背影(二)

2009年08月26日16:42 [我来说两句] [字号: ]

来源:《人物》杂志

  “蛮好,蛮好,迅速复工”

  荣毅仁最初决定跟随父亲荣德生留在上海的时候,思想上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疑虑重重,这种疑虑一直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打消,客观地看,当时无论是中共还是荣毅仁彼此既不了解,也不信任,可以说从未打过交道,是一张白纸。

  当陈毅的部队浩浩荡荡开进十里洋场的时候,荣毅仁“表面上还要故作镇静,免得厂里一些同事惶惶不安,内心却好似热锅上的蚂蚁,不知如何是好。”

  6月1日,他忽然收到一张上海市军管会发来的请帖,请他于6月2日下午出席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地点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楼。这样陌生又新鲜的请帖,像平静的黄浦江忽然掀起的层层波浪,震荡着荣毅仁和他的家族。是福?是祸?荣毅仁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大官”,此去前途未卜啊!

  和荣毅仁一样收到请帖的还有盛丕华、胡厥文、刘靖基、蒉严芳、侯德榜、刘念义、刘念智、陈巳生、吴绝农、王志莘、颜耀秋等。开列名单时,陈毅特别嘱咐:“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就不好。宁肯多一个,也不要漏掉一个该邀请的人。”虽然陈毅方面对这次会面做了万全的准备,但还是不能安抚这些旧时资本家的心,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惴惴不安、满脑子问号地走进了中国银行的大楼,破天荒第一次和共产党坐在了一条板凳上。

  陈毅操一口四川话以自我介绍的方式做了开场白,他调侃说:“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是怕的,其实没什么可怕。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大概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被他这样一说,整个会场的气氛立刻轻松不少。

  陈毅告诉与会的工商界人士:“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政策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人民政府愿与大家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以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共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人民政府不会亏待人,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共产党鼓励工商业者在新上海的建设中起积极作用。”

  陈毅此番讲话铿锵有力,开诚布公,明明白白地向大家宣示了:私人企业非但不没收,人民政府还要帮助大家发展生产,这无疑给上海工商界吃了一颗定心丸。荣毅仁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他庆幸自己留下来的决定是对的。

  座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在场的所有人都为陈毅豪爽、坦诚、刚毅、有力的发言风度所折服,大家意犹未尽,在告别时,陈毅还亲切地对大家说:“今后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与我们约谈。”原本只想试试水温的荣毅仁,不料却摸着了这样一腔真诚、滚烫的热情,他大喜过望,散会回到公司,一进门便兴奋地对焦急等候的经理、厂长大声说:“蛮好,蛮好!马上做好准备,迅速复工。”

  “金钱也买不到的信任”

  荣毅仁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不是一夜建立起来的,这中间有过漫长的试探和积累。当毛泽东考虑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到中央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委托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推荐人选时,荣毅仁的名字赫然在上。虽然邓荣二人交往不多,但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为国家所作的点点滴滴都被邓小平看在了眼里。

  上海解放时荣毅仁留下来不走;听党的话克服困难,让申新各厂的纱锭飞快转动起来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时积极捐献飞机大炮;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首户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等等,所有这些让邓小平很有把握,认定荣毅仁是个可以为国效力的人才。

  荣毅仁对国家的忠诚,获得了国家对他“金钱也买不到的信任”,同样的,国家也给予了他前所未有的支持和荣誉。

  1956年1月10日,毛泽东亲自视察了公私合营后的申新九厂,全厂17个主要车间,毛泽东看了整整7个,他对荣毅仁寄予厚望,荣毅仁内心十分清楚。因为,在毛泽东几十次的上海之行中,申新是他唯一到过的一家公私合营工厂。

  1957年1月,在上海人代会开幕前夕,陈毅亲自为荣毅仁拉票,推选他为上海市副市长。陈毅说:“实不相瞒,他已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了。我要以老共产党员的身份为这位红色资本家竞选。因为他确是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资产阶级中还能够发挥出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哩。”

  应该说,荣毅仁当上上海市副市长是他个人生涯中的一个重大转折。从当时看,这个消息无疑是对工商界的一大鼓舞。另外,荣毅仁的人生也就此走上了一个新的起点。他已不再仅仅是一位工商界知名人士,不仅仅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身份参政议政,而是作为人民政府重要一员,有职有权地挑起了领导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的重担。

  从长远看,这一个时刻让荣毅仁以后的处世态度,做人原则,尤其是他对政治的态度产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说是贯穿荣毅仁每一项成功背后的奥秘,很多商人不是想不到,就是做不到,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荣毅仁式的巅峰。

  商人应该用怎样的态度面对政治?是回避?是迎合?还是像荣毅仁这样选择?

  荣毅仁亲口剖析过他的这一变化:“解放后,我改变了不问政治的态度,参加了政治活动,党和人民给予了我信任和鼓励。这次选我为副市长,对我更是一种鼓舞。上届人代会议上,我曾引用过陈云副总理讲过的一句话:从一个资本家到国家的公务员,是一个很好的唯一的道路。”

  荣毅仁没有再回避政治,他接受并参与其中,他对国家的使命感则最终燃烧成他办实业、兴新业的巨大动力。

  毛泽东在1955年10月间与工商界代表会谈时,曾用京剧《打渔杀家》作比喻。渔夫萧恩立志插翅飞过江去,斩除恶霸头子吕子秋,报仇雪恨。他的女儿萧桂英,又想要跟着爹爹去杀家造反,又放心不下那一点儿“私有财产”。船行半江中,她还念念不忘“门还没有上锁呢!”“屋里还有不少家具呢!”毛泽东笑说:“闹革命么,还舍不得丢坛坛罐罐?对旧东西,一定要舍得丢,不要舍不得!”这段话讲得既生动,又耐人寻味。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人自诩没有国度,听在我们耳中固然是理性的选择,但未免冷酷无情。高阳写《胡雪岩》中讲过一条他经商的制胜之道:花花轿子人人抬,胡老板这种做派固然大方、讲义气,但明眼人知道,小的利益共享,谋图的是更大的“利”。因此,商人中真正能做到像荣毅仁这样把爱国作为信仰,奉为圭臬,践行一生的人少而又少。

  在商言商,商人往往精打细算,却也错失了掌握大局的时机。荣毅仁是被那个时代选择的人,因此他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又或者他兼济天下的雄心和魄力让他能够在攀登巅峰的过程中,舍弃名利,不顾荣辱,跟定、跟定、再跟定。

  不过,对于百年荣氏家族来说,套用一句梁启超当年评价郑和的话——荣毅仁之后,再无荣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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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蕴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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