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宏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70年前，张学良"东北易帜"而中国统一。今时"日本易帜"，其震荡也绝不仅仅限于日本列岛。当此变局，我们应促成日本回归，驱动亚洲一体化。

　　30日的日本大选没有悬念。自民党下，民主党上，已成定局，笔者谓之“日本易帜”。

　　我们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政党轮替，它标志着自民党一党执政机制的崩溃。经济长衰、科技停滞、人口老化、财政黑洞、教育退化、社会异化等等，彻底锈蚀了这台已经运转了50多年的老旧机器。现在日本还可以吃老本，但谁都知道老本吃不长久，所以人心思变。

　　日本人对民主党也没有太大信心，多数抱着“换个党试试看”的心态。但民主党人可不打算浅尝辄止，他们公开放风说，熬也要熬满四年任期——就像自民党在这四年所做的。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要有准备，做一个长期的规划。

　　民主党四巨头——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菅直人和冈田克也——都是坚定的“离美返亚派”。要说这四位都“知美”，“知美”而后“离美”，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夺权的权宜之计。

　　先说鸠山，留美6年，却早在1998年就提倡“没有美军基地的日美同盟”。在同一篇讲演中，这位斯坦福大学的博士甚至主张与中国共同出资发射情报卫星，共享情报，增进理解。

　　小泽设立民间交流财团，搞了30多年的对美交流，但这丝毫不妨碍他要求“日美对等”。日本做了美国几十年的“小伙伴”，他不甘心，主张建立日美中对等三角关系。今年2月，他一度拒绝履新的希拉里的求见，径直说：有别的约会，没时间见面。一时间，友邦惊诧。还是在这个2月，他一再地说：日本不需要美国驻军，只为美军提供港口就够了。

　　菅直人原本是社会主义者，自不必多说。冈田克也在博客中批自民党对美“一边倒”，以致日本身处“机遇之地”而错失机遇。他相信，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中国是其中最重要的国家。

　　与自民党不同，民主党始创于1996年，很年轻。或许是少了传统的桎梏，它更容易触知亚洲之变：世纪之交，中国复兴，区域统合渐次成型——先有东盟与中日韩的“10+3”、“10+1”，后有东亚峰会；美国则相对淡出——它不列席东亚峰会（尽管日本希望它加入），还要撤走冲绳8000驻军（尽管日本倍感不安），甚至作为日本最大经济伙伴的身份也已经为中国所取代。民主党是“知美”的，所以敢提“没有基地的日美同盟”。

　　至于自民党，仍旧不解“日美对等观”，担心破坏了友邦同盟。他们坚持了半个多世纪的“距离外交”——对大洋彼岸的美国近距离，对一衣带水的邻国中距离乃至远距离，殊不知“距离”已经被重置，日美同盟也酝酿着质变。

　　2008年从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加剧了日本人的困顿，也使“回家”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以前，他们作为亚洲头雁意气风发，现在却不得不承认：遥远的彼岸没有天堂，而中国才是亚洲的龙头。于是在“脱亚入欧”150年余后，他们开始向身边这片大陆寻找希望，走上了回家吃饭的路。而这，也就是“日本易帜”的意义了。

　　70年前，张学良“东北易帜”而中国统一。今时“日本易帜”，其震荡也绝不仅仅限于日本列岛。随之破土而出的亚洲变局该如何把握,是国人不容回避的课题。笔者以为，拒斥不如接纳，与其庸人自扰，不如促成日本回归亚洲，借此建成不可逆的、和谐的中日关系。

　　所谓不可逆，就是要机制化。这样，即便再遭遇“小泉式”的打击，中日关系也可免于大的反动和后退。除了既有的“10+3”、“10+1”和东亚峰会，中日韩自贸协定（FTA）也是题中应有之意，甚至是核心。也正因为如此，从2002年朱镕基总理提议商讨中日韩FTA以来，小泉、安倍、麻生等先明确拒绝，后消极抵抗，直至今日。日本易帜后，我们应尽快与日本新政府开始FTA谈判，正所谓“抓住机遇，有所作为”。

　　配合FTA这一主攻方向，还可以推出一系列大力度的“组合拳”，加热对日关系。比如，向日本派出大规模采购团，就像对欧美那样。我们每年从日本进口2000多亿美元的商品，但从未派出采购团。都是买东西，但采取采购团的方式有更好的公关效果。再比如，设计几个互利双赢的大型共建项目。不妨考虑在铁路系统、城市公交引进日本式经营。日本在这方面率先实现了低票价、高盈利，与我国福利式的任亏管理形成对比。

　　日本易帜回家，容易引发“中日争夺亚洲领导权”的联想。毛泽东主席说过，领导核心是在实践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谁是老大，就看谁能为亚洲乃至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