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网报道，根据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要求，浙江省各交警部门负责人和民警有为酒后驾车违法者开脱说情的，一经发现，将严肃查处和追究责任。问责说情民警，不是新鲜命题。数日前，广东省警方即出台规定，在整治酒驾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期间，凡是遇到民警说情的，除追究其个人责任外，还将追究其领导责任。其实，再往前追溯，早在数年前，问责说情民警的规定即已在一些地方问世。比如，2007年5月16日，温州交警二大队出台新规定，凡是民警为酒后驾驶员说情的，要受内部纪律处分，以此杜绝说情之风。当然，此一时，彼一时，尽管“珠玉”在前，浙江出台问责说情民警的规定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多年来坊间深恶痛绝的民警说情风一直刮个不停？为何问责民警说情的规定未能发挥有效的威力？“法律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制度亦然，规定亦然。规定如果只是写在纸上、说在嘴上、挂在墙上，就永远形同虚文；如果对待规章制度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交通事故就必然一再“复制”。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谈到安全事故时说：“安全事故并不是因为没有规定才发生，现在的规定并不少。”交通事故亦是如此。我们不缺少规定，我们缺少的是执行。

　　何以捍卫法律的尊严？又何以呵护公众对规定的信仰？最根本的就是做到执法必严，杜绝法律、规定被蚕食、被解构，其中一点就是执法民警必须公正，不徇私情。但在现实中，民警每每执法时，往往遭遇说不尽的说情风。曾有民警感叹，罚单还没有开出，说情电话已经打来了。许多时候，民警又不敢不听从说情者的施令，否则便必然没好果子吃。比如，陕西神木县某民警，因扣车未接局领导说情放车电话，结果面临下岗之忧。

　　由此，便延展出一个话题：问责说情民警固然有必要，那些替别人说情的官员或领导是不是更该被问责？他们躲在幕后，遥控指挥，发号施令，拿权力作抵，替人说情，不是更可恶和更可怕吗？众所周知，酒驾、醉驾行为屡禁不止，原因林林总总，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群体就是特权车主。一般来说，他们之所以胆敢酒驾，拿法律法规不当回事，不外乎两点原因：一是侥幸心理，认为警察设防不可能靡细无遗，总会百密一疏，自己不会“倒霉”到偏偏撞到枪口上；二是摆平心理。这些人往往本身即握有权柄，信奉权力通吃的处世哲学。

　　无数事实证明，凡是有机会说情者、凡是能够说情成功者，往往非官即富。不遏制这股歪风邪气，法律的尊严必然荡然无存，并且还会给其他普通车主造成恶劣的暗示。

　　总之，遏制酒驾、醉驾是一项综合行动，只靠公安部门单刀直入还不够，单纯问责说情民警也仍不够，如果不加大对违法者的惩处，如果放过说情的领导，就无法彰显法律尊严、发挥法律威力，也不会真正使违法者受到触动，更无法重拾公众对法律法规的信任。（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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