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是执政之本、执政之要，这些如今被广泛引用的言论中所陈述的理念，其实并非新鲜的发明，而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千年来屡有提及。民生能否改善，有赖于国家财力的积蓄，更有赖于执政者的自觉和重视。翻开新中国60年的历史，我们看到，民生改善的程度，与经济上升的轨道紧密相连，更与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进步息息相关。共和国奋斗60年，我们终于有决心、有能力改善全中国人民的生活，让“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愿望逐步付诸实施，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珍惜这样的进步，呵护这样的梦想，自觉地让民生改善继续提升国人的幸福感，将使我们能够无愧于未来历史的评判。

　　民生理念：60年奋斗识得民生之重

　　国计民生，互为表里，本为一体。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民生与国计的天平上，明显倾向于国计，以至于民生这个词汇都很少被提及。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照搬了苏联那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强行压低消费，为工业化进行积累，全国人民为之付出了近30年的代价。由于计划经济对生产力的束缚，加上极“左”路线的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十分缓慢，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依然面对的是共同贫困。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带来的粮食产量增长，到1958年便陷于停滞。从1958年到1977年，由于在农业经营制度上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饥荒成为普遍现象，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

　　当年的民生困苦，在陕北革命老区都表现得令人触目惊心。1978年初夏，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冯森龄在延安采访途中碰到了安塞县出门讨饭的三兄弟，在延安市一个“英雄村”看到了社员年均口粮133斤、靠糠菜面糊糊充饥的惨状。冯森龄由此采写的《延安还有农民上街要饭》等稿件，在有关刊物发表后，让不少领导干部痛心落泪。

　　改革开放的最初动力，是生存问题、吃饭问题，正是最基本的民生。1978年12月，以“吃饱饭”为目的的安徽小岗村试验揭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大幕，预示着民生改善将成为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改革创新勇气，从农村开始，吹响了全面改革开放的号角。经过30多年改革，长期困扰我国人民群众的短缺经济得到根本改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不足转为总体小康，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破解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命题。

　　吃饱肚子，仅是民生改善的开始。近年来，民生改善的力度越来越大，继2007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今年10月，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将启动，年内将覆盖全国10%的县(市、区)，这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国农村将告别单纯依靠家庭的传统养老模式，农民也将像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从更大的范围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户供养等制度的全面推进，将逐步填补社会保障的空白领域，筑起民生问题的“安全网”。

　　更重要的是，伴随着改善民生的物质能力的提升，我们党执政理念中对民生的重视也产生了一个飞跃。从政策上改善民生，制度上保障民生，到政治上重视民生，执政以民生为本，民生逐渐成为党的主要执政之道：经济发展把拉动内需、民生建设作为新的驱动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道：要“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七大把民生问题提到相当的高度，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体而明确地指出了全面小康的民生目标，一幅“全体国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和“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美好蓝图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信心。

　　民生难题：供给不足与分配不公同时存在

　　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那种建立在否定人的利益基础上的经济政治模式，而把承认和发展人的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基点。这种巨大的进步，带来广大民众民生意识的提升，同时也使许多潜伏的民生问题开始凸显，新的民生问题也不断出现。

　　计划经济时代，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与后工业化国家一样，选择了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援城市，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农业以“剪刀差”的方式为工业发展、国家建设贡献了数千亿元，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农村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保障滞后，农业的弱质、农民的弱势成为一本历史遗留的大账，历史性的民生难题在改革开放后日益显性化、尖锐化。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广大农民的温饱问题得以迅速解决，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管理体制长期没有根本改观，农民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在经济收入、受教育机会、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的制度供给都大大落后于城市居民，由此扩大了城乡差距，加重了农民负担。

　　有一些民生难题是因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偏差而出现的。比如高等教育，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校收费制度改革，减轻了财政负担，却使相当多的学生学费负担超过了家庭经济能力，一些贫困农家出现了“不吃不喝10年整，供不起一个大学生”的凄凉景象。在住房制度改革上，快速推进市场化的同时忽视了住房保障，“调控声声急，房价步步高”，使近10年来“买不起房”成为中国人普遍面临的一大难题。

　　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资源，公共财政投入和社会收入分配应当发挥主干作用，但实际上公共财政在城乡之间存在投入的不均衡，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更是存在行业、地区、阶层之间的巨大不公平。这些都导致了民生问题的不断加重。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的前20年中，我国民生问题广泛显现，重要原因在于，经济改革大步向前而社会建设滞后，改善民生的制度供给不足，此外还有改革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这也恰恰成为前车之鉴，有力地促进了近10年来民生状况的空前改善。

　　民生未来：权益内容丰富与否是执政成败关键

　　在任何国家，民生问题都不能得到一劳永逸的解决，因为民生问题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丰富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扩展，某些领域甚至变得十分尖锐。这些现象并不全是坏事，某种意义上说明了时代的进步。

　　需要指出的是，民生的实质是民权，不仅包括物质权益，也包括精神权益、政治权益等。我们不仅要加大公共财政的倾斜力度，为百姓的物质权益提供更多保障，同时也要不断丰富、满足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有序的政治参与需求。我们的执政能力能否与百姓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相适应，将是我们未来执政成败的关键，这就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更多要求。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民生改善将大致沿以下路径展开：

　　首先，民生保障的宽度决定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目前我国解决民生问题的制度体系只是初步建立，许多领域有待解决的深层次民生问题还很多，民生难题持续、有效的改善，无疑依赖于更多的制度供给。例如在教育领域，高中教育给低收入家庭造成的压力不容忽视，偏远农村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下降也需要进一步重视；医疗卫生领域，我国城乡居民合作医疗的补贴标准、大病救助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痼疾，有待于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切实改善；住房保障领域，除了高房价亟待降温外，城市低收入群体、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问题也需要管理部门进行考虑，等等。

　　当前，解决作为民生之首的就业问题是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据预测，今后几年，我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人数将保持在2400万人左右，而受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动能力的限制，每年有望解决的就业人数远远低于需求。

　　其次，随着民生问题向精神领域的拓展，文化权益、收入分配、社会公平、社会治安等成为民生保障的新领域和敏感领域，需要更多关注。

　　制度和政策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目前我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部门主导，导致部门利益可能凌驾于公众利益之上。同时，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规模过大，占有社会资源过多，对制度制定和实施影响力过强。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难点，公共政策制定应该通过更合理的制度设计体现公平。

　　第三，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应成为民生关注的重点。当前，环境污染突出影响民生幸福，环保已成为一部分地方最大的民生工程。(记者陈钢） (来源：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