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8月27日电（记者王橙澄）贵州遵义市市民王聿之和陈彗心已年过半百，但他们仍清楚地记得两人的红娘，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修养》。“女儿常常"嘲笑"我们的第一封情书，回想起来也自觉好笑，但它确实就是那个时代的爱情。”陈彗心说。

　　上世纪七十年代，正是王聿之和陈彗心的青年时代。他们积极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下乡的号召，王聿之下乡到遵义市绥阳县郑场镇鞍山生产队，陈彗心则到了附近的万里大队。1975年，郑场镇的宣传队举行春节汇演，从各大队抽调知青，两人就在宣传队相遇了。“我们都喜欢唱歌，喜欢文学，互相欣赏嘛。”王聿之回忆道。

　　于是，王聿之送给陈彗心一本《中国青年修养》，并在书中夹入了他人生的第一封情书，信中这样写道：“陈彗心同志，我们都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们现在作为知识青年，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正是这样一封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啼笑皆非的情书，让两人结缘。因为生产队相隔几十里山路，所以他们主要靠书信联系。“每一次来信，他都会告诉我那边又放了什么革命电影，其中又有什么好听的插曲，然后抄来曲谱让我学唱。”陈彗心说。

　　1977年，陈彗心被招工回城，进入遵义市一家工厂做工，王聿之则留在郑场镇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全国恢复高考后，两人又经过努力，双双步入大学之门，但这一次依然是分隔两地，一个在贵州，一个在山东。“我们那时候的远距离恋爱谈得很辛苦，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陈彗心说。在读大学的几年里，他们几乎每周一信，一封信常常要半个月才能收到。

　　“再看我女儿这一代年轻人谈恋爱，看电影、烛光晚餐、背包旅行……花样可多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短信、打电话，还可以网上视频聊天，远在国外都像面对面似的。”陈彗心感叹道，“我们那时候只有放假了才能见一面，坐火车要几天几夜。”

　　1983年，经过艰难的工作调动，王聿之和陈彗心终于都在遵义市找到了工作，结束了“爱情长跑”，步入了婚姻殿堂。如今，当年的几百封书信仍被陈彗心存放在书橱里。“这一封封发黄的情书，不仅记录着我俩的爱情，还记录着我们那一代青年的梦。”陈彗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