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副研究员周维富

　　何为产能过剩？莫要挤出民企投资！

　　本报记者 肖明 北京报道

　　8月26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会议认为，目前部分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一些行业如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

　　为此，下一步将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标准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协调产业、环保、土地和金融政策，形成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合力。

　　同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一份报告也提出类似预判，在传统产业领域，钢铁，有色（特别是电解铝、氧化铝），装备制造业领域（造船业），建材的水泥和玻璃等，产能过剩严重。在新兴产业领域，光伏和风电投资大大超过需求。

　　“行业主管部门将要加强行业生产准入条件的制定，来积极推动行业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防止那些高耗能、排放比较严重的一些企业盲目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新闻发言人朱宏任在报告发布会上说。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参与了上述报告的研究。该所多次对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进行深入的集体探讨。8月27日，本报记者对该所工业发展研究室副研究员周维富进行了专访。

　　周维富认为，此次提出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其实是为了引导下一步的投资发挥更加效益，但他也提醒说，如果不能搞清楚什么是“过剩”产能，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什么，就可能使具体调控措施出现偏差。

　　他认为，尤其要防止企业重组出现“回头”倾向，即没有直接解决企业效益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偏向做大做强，特别是兼并一些小的效益好的民营企业。

　　“低端产能”不等于“落后产能”

　　《21世纪》：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盲目扩张，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重复建设倾向，但是一些企业认为自己并非盲目生产，到底怎么定义产能过剩？

　　周维富：国家提出一些行业有产能过剩现象，目的是要通过给投资者一个宏观信息，以此来引导投资，其出发点是好的，想要使投资发挥最佳效益。但是，能不能实现这一良好的出发点是另一回事。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产能过剩的内在机制，甚至对产能过剩的概念本身，都没有完全搞懂。

　　产能过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到底多大程度的产能利用率是过剩，比如，是产能利用率在80%叫过剩，还是70%、60%叫过剩？是长期过剩，还是短期过剩、阶段性过剩？都没有严格的定义，这些需要具体研究。

　　产能过剩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也要分析。是改革因素不到位，特别是体制和机制不完善导致的过剩；还是民营企业实力很弱，投资者的投资与风险不对称导致的，在不同时期是不一样。比如在目前的经济低谷导致的产能利用率低，能否定义为产能过剩，需要具体研究。对于前者，可能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来解决。而对于后者，需要从全球需求的角度来看问题。

　　《21世纪》：具体看钢铁行业吧，目前国家提出严格核发螺纹钢、线材等产品生产许可证，可是当下从事这些产品生产的钢铁企业，比从事板材等高端产品的企业，效益好得多，他们也反映产能并不过剩也不落后，对此怎么看？

　　周维富：这涉及到落后产能与需求是否合理的问题。如果落后产能需求是合理的，可能不能简单定义为过剩。

　　国家启动4万亿投资，导致基建需要的螺纹钢使用量大，这有很大合理性。即便定义螺纹钢是落后过剩的产能，但是企业不会接受，也会进行生产，大企业也会上项目。比如也有大型钢企，因为线材和螺纹钢比板材销售好，进而增加了生产线。

　　而一些高端产能，如板材、不锈钢，属于国家鼓励的类别，一些地方政府还给以税收减免，但由于需求不足，导致产能更加过剩，产品更加没有市场。

　　还是那句话，需要重新界定落后产能，明确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在未来很长时间里，许多传统产业将始终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要允许一些低技术水平，但并非高污染、高耗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长期存在，并为其发展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低档产品是市场定位问题，并不一定是落后产能，因此并不一定需要淘汰。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解决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能简单定义为落后产能。

　　《21世纪》：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电力很多投资项目被砍了，说是过剩，到了2003年开始出现电力紧张情况。一些钢铁企业人士也说，钢铁产量在1亿吨时说过剩，现在到了5亿吨产量，也说是过剩。是否过剩本身是市场经济情况下的常态？

　　周维富：存在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也存在产能过剩，他们对过剩的处理机制却与我们不同。

　　我们的情况是采取一些行政手段，特别是非常具体的规定，比如什么样的高炉不能生产，进而限制企业投资。其实这方面企业了解得更加清楚。政府要做的更好地引导宏观经济环境，将企业排污标准统一等。

　　警惕企业重组“回头”倾向

　　《21世纪》：有时有一种现象是，大型国有钢铁企业尽管亏损严重，却被定义为高端产能，一些民营企业尽管效益好，却要被定义为低端产能，越来越多的国有亏损企业要兼并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对此怎么看？

　　周维富：这是一个误区。有人将国外的产业集中度与中国相比较，比如韩国人口只有不到5000万，钢铁产量5000多万吨，这样的背景下，其一家钢铁企业集中到全国产能的60%~70%是可能的。同样美国年产钢铁才1亿吨左右。产业集中度高一点，不是什么奇迹。因为从技术经济层面来看，规模经济总是有限度的。

　　但是在中国目前年产5亿吨钢铁的情况下，要出现类似其他国家产业如此高的集中度，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企业做到上亿吨的钢铁产能，可能除了给企业带来市场垄断外，从技术经济的角度看，并不能给企业额外的好处。

　　中国目前的企业重组出现一个“回头”倾向，即没有直接解决企业效益问题，而是国有企业偏向做大做强，特别是兼并一些小的效益好的民营企业，比如山东一家亏损的国有钢铁企业，就要兼并一些地方盈利的钢铁民营企业，引起争议。这可能会导致民营投资的挤出效应，而一些大型国企扩产一些所谓高端项目，因为市场需求低，寻求多种优惠政策，也可能会滋生腐败，带来低效率，进而产生漏出效应。

　　中国目前工业领域绝大部分是规模以下企业，约有30多万家，而规模以上企业也就上千家。解决就业大多数属于规模以下企业，亏损严重的大企业兼并效益好的民营企业，只会导致就业问题加剧，企业效益低下，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

　　《21世纪》：目前经济仍处于企稳时期，事实限制一些项目上马，淘汰落后产能，是否会导致经济下来？

　　周维富：国家提出一些行业产能过剩，的确有一个两难。因为一方面要保增长，没有大的投资，难以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快速增长。但是从长期看，也有不好的作用，因为太大的产能需要消费需求来消化，否则太严重的产能过剩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

　　而最终增加消费需求，特别是消化较大的投资产能，从根本上需要从收入分配改革着手。目前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有消费高倾向的，收入不高。

　　所以要控制产能过快增长，需要把握好度，即协调“保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维持适当的经济增长速度。“调结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增长。然而，在短期的政策实施过程中，“保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却存在目标侧重问题。

　　当前，出台调结构政策的过程中，应该防止力度过大或过于密集的政策可能会对未来经济发展造成冲击。目前，工业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要防止过度刺激造成的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和粗放式扩张。

　　关键是解决考核体制问题

　　《21世纪》：调结构，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点在哪？如何防止高耗能、高污染等过剩的行业快速增长？

　　周维富：我们的工业化还处于中期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稳定的发展，需要把体制理顺，目前关键点是要解决考核体制问题。

　　因为目前对地方干部的考核以GDP（国内生产总值）为唯一依据，政府为此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必将对水、电、土地等资源价格给以优惠，甚至扭曲一些资源要素价格。

　　由于工业能快速增加税收，特别是能带来财政收入，带来经济增长，所以地方政府对工业，特别是一些重工业支持力度较大。而服务业尽管能带来当地的居民就业，提高居民收入，但是政府所获得税收低，所以兴趣不大。

　　但是真正长远而言，只有居民收入提高了，收入差距缩小了，地方经济才有持续增长动力。

　　所以下一步仍需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培养城乡居民的持久消费能力。当前的扩大内需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保持就业稳定已经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要想真正的扩大内需，必须依靠提高城乡居民可支配性收入来实现。

　　对此，一是要抓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考虑在企业中推广利润分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