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淹: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员 |
当年气象台每天只有一张地面天气图(来源:中国气象频道) |
章淹在家中接受采访(右)(摄:张蕾) |
来源:中国天气网
当接到开国大典天气预报的任务时,章淹只有24岁。
1949年9月30日,在经历了再三的分析和讨论后,章淹在第二天的预报天气图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她是那天的值班预报员。而她所在的华北观象台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做了几个月的准备。
章淹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的父亲章廷谦是和鲁迅同时代的作家。章淹从小受父母影响爱好文学,也曾打算进入大学后学习法律,但一本《居里夫人传》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本来真没想过学气象。”但就在章淹快考大学的时候,一本刚翻译成中文的《居里夫人传》流行了起来。章淹的父母看了这本书后深受感动,便想让女儿学物理。当时他们一家在昆明住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宿舍,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有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和饶毓泰,他们也赞成她学物理。同时抗战的氛围也影响了她。“当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抗战胜利。当时觉得中国又没飞机又没枪炮,应该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章淹在西南联大念物理系的那段时间,经常有飞机来轰炸,她发现天气状况的好坏决定了飞机会不会来,“觉得天气预报挺重要的”。于是她从物理系转到了气象系,从此开始了她的气象生涯。
1949年9月30日的预报结论(来源:中国气象频道) |
1949年开国大典上的飞机表演(来源:新华网) |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1947年章淹从清华大学气象系毕业,进入华北观象台工作。1949年解放后,这个被华北航空处通讯科接收的观象台一共只有四名预报员,章淹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也是其中唯一的一名大学毕业生。
“当通讯科通知要准备开国大典的天气预报时,我们都很兴奋”,年轻的章淹并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只是单纯地觉得这个活动很重要。
他们随即开始查找历年十月一日前后北京的天气资料。当时的华北观象台并没有多少这样的资料,有的都是日本人留下的,但他们在撤离时把大部分资料都烧毁了,“有些破木箱里还有一些没烧完的,我们就去那里翻”。但这些零星的资料并不能满足章淹他们的需求,他们就骑车去清华的气象台找,“那里的图比较多”。
“那时候我才做了一年多预报员,觉得以前十一下雨比较少,所以一开始并没有太担心会有雨。”当历年的资料显示十一前后下雨的次数并不算特别少时,章淹开始感到有些紧张。
由于开国大典上有飞机表演,所以章淹他们一方面要观测当天的天气是否会影响飞机起飞,飞机在什么时候起飞最合适;另一方面要尽量保证飞机在空中表演时不被云挡住,使地面的群众能看见。
“当时各单位并没有车把群众运到天安门,群众都是半夜两三点就起来准备,然后走路去天安门”,章淹说,“所以从头一天夜里开始的天气就要准备,因为游行是没法带伞的,如果把群众淋着了也够呛。”
那时候的技术并没有办法改变天气。在中国,人工影响天气的历史从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章淹说,如果那天一直下大雨也没有办法,只能提前或推迟飞机起飞的时间,尽量将影响减到最小。
当时的华北观测台刚刚由华北航空处从国民党的手中接收过来,极度缺乏人力和设备。每天只有一张欧亚地区的地面天气图,站点很不齐全。还有一张三千公尺的高空天气图,是根据地面气象站的数据推算出来的。
他们只好求助于空军的气象部门。“他们航线上的观测点比我们密,空中的资料他们比我们多。我们常常在下午把图画出来了以后,就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在电话里报给我们一些站点的资料,我们再补在图上,这样凑起来就稍微全一点。”
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章淹他们只能靠增加观测来做预报。本来是八小时观测一次,就改成每小时观测。那时候没有自动观测,全是人工观测。“就靠人使劲盯着。观测员都加班,观测科的科长也不休息了,时时盯着看有什么情况。”
9月30日,章淹预计到第二天的天气不会特别晴朗,心里十分忐忑。“我们在夜里一直害怕,拿不准这个雨会什么时候下。”
10月1日,章淹和同事们寸步不离地守在位于动物园的值班室。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下了一点小雨,所幸下午就放晴了,并没有影响15点开始的大典。直到听见飞机的轰隆声以及有人大喊“飞机飞过来了”,她才放下了一颗心。
章淹经历了近十次国庆阅兵的气象保障服务。1956年中央气象台成立了天气研究室,她从预报组调出,逐渐转向科研工作。
“那段时间太困难了。”84岁高龄的章淹在一个晴朗的午后回忆起那段经历,仍然记忆犹新。
而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