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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10月2日的《文汇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国庆五周年盛典的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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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国庆阅兵仪式上，诸军编成的人民军队展现雄姿 |
本报记者 朱斌 郑蔚 特约撰稿人 赵兴德 李文喜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50年的中国大地，到处回响着这让人扬眉吐气的欢快歌声。红旗几乎插遍了全中国，全中国几乎就是个大解放区。
四万万同胞身心大解放，城市和乡村满是笑脸，满是歌声，满是阳光。
钢铁、电力、粮食、药品……那年头几乎什么物资都紧缺，但不缺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热爱、信赖和期盼。
参加1950年国庆一周年阅兵典礼的部队官兵，有的在接受检阅后19天，就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再次投身硝烟弥漫的战场。3年后，在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国庆观礼台上，胸前挂满勋章的志愿军英雄们接受了受阅官兵的郑重礼敬。
这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她从满目疮痍的大地上刚刚站起来，就经历着一场又一场考验。
当我们在大连舰艇学院干休所与孙国桢老人谈到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时，老人考问我们：“你们知道吗，1954年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
于是，那久远的欢庆锣鼓声也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响起，孙老深情地告诉我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就是在1954年国庆前夕召开的，颁布了新中国的《宪法》。”
1954年10月1日的阳光一定格外灿烂温暖。
刚刚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如同一个充满理想、飞快成长的阳光少年。
部队在天坛公园里公开集训 文明练兵科学练兵要求更高
“50年代初的国庆阅兵训练与今天有什么不同，你们知道吗？”孙国桢老人自问自答：“那时候，国家的财力有限，部队的条件也不好，不可能建专门集中训练的阅兵村。我们参加国庆阅兵的集训官兵，就住在天坛公园里。”
从1952年起，全军的院校方队，集中到北京的天坛训练。祈年殿、圆丘、回音壁那一条线上，也就是北京的中轴线上，过去皇帝祈天的通道，成了部队的训练场。住哪儿呢？住帐篷。北京军区派工兵统一搭起的布帐篷，挡风挡雨不挡漏，下大雨时帐篷里常常闹水灾。
因为住的是天坛公园，天坛公园中外闻名，不能不对外开放，所以参加阅兵的部队的训练，在那个时候是开放式的。“那些每天到天坛‘遛弯’的北京老人，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可以看我们训练。这样公开训练，给了我们更大的压力——不敢马虎，怕出洋相，这事关解放军的形象！”
早在1951年，担任海军院校阅兵方队总教官的孙国桢，就开始摸索部队正步走的操练。
我军最早的“正步”步伐，是从苏联军队的队列条令中引进的。在具体的训练过程中，又不能不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作较大幅度修改。例如，苏军的队列条令规定，正步行进时，战士的目光不是向前平视，而是头向上仰30度，充分体现自豪感；但我们历来强调“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如果我们的战士这样，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就容易被人误读为“趾高气扬”。还有，苏军正步走摆臂幅度很大，向前摆时，手臂一直要摆到与下巴同高；而如果我们的战士也把手臂甩那么高，有些老百姓就会议论：“这些小伙儿这么夸张在干吗？”
所以，我们的正步走，学“英国皇家海军式”不行，照搬苏联军队也不行，得有中国特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队列条令最后规定：正步走时，头要正，两眼平视，手臂摆到胸前。
为了练好正步走，孙国桢和同事创造了两个分解动作，即“一步一动”、“一步两动”，主要练习踢腿、摆臂动作的规范，以及踢腿与摆臂动作的配合、协调。
分解有分解的好处，便于发现和纠正单兵的痼癖动作。但分解动作练多了，用队列训练的行话说“拔慢步”拔多了，新问题也来了。“拔慢步”拔得越多，有些学员就越不会走，因为腿变硬了；而且“拔慢步”解决不了重心前移，步幅会打折扣。更要命的是，队伍合练难度更大。
走在方队中，有一个人重心不稳、耐力不长、姿势保持不好，整个横排就很难保持在一条线上，整个纵队也容易走得起伏不定。这一来就难达到规范要求：横排，像门板一样平稳前移；纵队，像所有人穿在一条线上；方队，各条对角线和斜线保持像刀切割一样的线。
学员的训练负担和烦恼，引发了孙国桢的思考和探索：用什么训练方法才能解决好重心前移、重心平稳、重心保持在一条线上的问题？这是孙国桢一辈子从事队列训练都在探索的问题。
全国女子跳高冠军郑风荣的跳高动作给了他启发：动作协调，助跑有力，通过增加蹬力和反作用力，跳得就高。这是人体生理结构和运动规律决定的。这启发了孙国桢：应该把队列训练和人体科学联系起来，把队列训练与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这成了他训练中的重要一招。
当时，受阅部队在天坛的训练，还有好多小插曲。孙国桢他们发明了“小棍标量训练法”。训练时，方队的教练员每人手中提个直棍，75厘米长，既用来量步幅的大小，也用来量踢脚的高低。一横排，20个人一齐踢出腿，一个一个量过去，前面的量着，后面的不能动。群众看了，小声议论：“解放军还让战士罚站呀。”训练中上操下操，见教练员手中都拿个小棍，老大爷、老大妈们又议论了：“怎么那个解放军还打人啊？”为了不让群众误会，孙国桢他们想出办法，让教练班长们把小棍捆成一捆，到了训练场上再分发，但群众还会误解。干脆，撤掉小棍，每人发把米尺，这下老大爷、老大娘们看明白了，恍然大悟道：“走路还用尺量，难怪解放军的队伍这么整齐。”
孙国桢老人感慨地对我们说，现在回想起来，新中国建立初期，基层人民群众觉悟都很高，他们关心我们的训练，他们的议论，甚至批评，体现了关心部队、关心国家大事。而我们在公开环境中训练，对文明带兵、文明训练、科学训练的要求也就特别高。
天安门前阅兵一年比一年壮观 人民军队现代化步伐越迈越大
1950年10月2日的《文汇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刊登了本报记者发自天安门广场的报道《首都国庆盛典欢声入云毛主席亲临庆祝会朱总司令检阅三军》：
“【本报北京一日专电】 首都庆祝首届国庆节检阅陆、海、空军部队及群众游行大会，十一时整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团、各民族代表团、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团及十七个国家外交使节，皆来观礼。参加检阅的陆、海、空军及参加游行工、农、青年、学生、机关及市民等队伍，约四十余万人。
“当毛泽东主席在检阅台上出现时，全场激起历久不息的春雷似的掌声欢呼。在检阅台上的，尚有中央人民政府首长及全国委员会委员。
“在五十四门礼炮齐鸣廿八响后，检阅开始。朱德总司令乘指挥车绕场一周，检阅在场中整齐排列的军队，接着朱总司令便走上城楼宣读检阅命令，在命令中强调说：‘我命令你们，以加强充分准备，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解放台湾、西藏，保卫祖国！’于是开始分列式检阅。……”
孙国桢告诉我们，从1951年他直接担任海军阅兵方队总教练起，在他印象中，天安门的国庆阅兵一年比一年壮观。
1951年走在国庆阅兵方队最前列的，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高级军官组成的军事学院方队。1951年1月成立的军事学院，是我军创建的第一所军事高等院校，标志着我军现代化军事科学的起步。
那年，行进在高射炮部队方阵后面的，是今天的人们已经想不到的探照灯部队方阵。
1952年，首都国庆阅兵受阅方队中，军事院校的方队比前几次阅兵时明显增多，这是因为军委、总部和各军兵种都相继建立了各类军事院校，全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公安部队也首次亮相国庆阅兵场。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来自汉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彝族、朝鲜族、黎族、撒拉族、土家族等十多个民族组成的民兵方队，他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握着新式的轻武器，展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保家卫国的决心。
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终于签订，我国开始实施国家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年的国庆节，老百姓的心中充满了胜利的自豪感。当阅兵式上，40万群众看到在朝鲜战场上立下功勋的“喀秋莎”火箭炮威武雄壮的阵容时，全场发出了海啸一样的欢呼声。
1954年的国庆典礼有50多万人参加。检阅受阅部队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分列式上，走在最前面的是徒步方队，每个方队由200人编成，横排面20人，共10个排面。在步兵方队后面的是骑兵部队，来自内蒙古大草原，共编成6个方队。枣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每个方队的马匹是同一种毛色，踏着《骑兵进行曲》的旋律，“铁骑旋风”们英姿勃发地行进在天安门广场。
接着是三轮摩托车团、摩托步兵团、伞兵部队、炮兵部队、坦克部队依次通过检阅台。这是我军的伞兵部队首次亮相于国庆阅兵典礼。炮兵方阵打头的是120毫米重迫击炮方队，其后为57毫米反坦克炮、76.2毫米野炮、122毫米榴弹炮、132毫米火箭炮、探照灯、37毫米高炮、85毫米高炮、152毫米加农榴弹炮、NC-2号重型坦克、T-34中型坦克和Cy-122毫米自行火炮方队。
当炮兵部队通过时，航空兵受阅机队也飞临天安门广场上空。受阅的航空兵由111架作战飞机组成，由3机按三角形编队，从几个机场起飞。按低空、小间距、逐队跟进，准时飞抵指定空域。飞在最前面的，是由1架杜-4重型轰炸机和两架米格-15比斯型歼击机护航的带队机群，接着是4个轰炸机团和两个歼击机团。
“看着这些火炮、坦克和飞机，我们心里高兴啊！”孙国桢老人依然沉浸在当年的兴奋中，“如果说，1949年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我们展示的还是‘万国牌’的杂牌武器，那国庆5周年的阅兵式上，我军的装甲兵武器和飞机已经基本统一为‘苏式装备’。尽管我国军工产业起步不久，这些装备还是‘照猫画虎’的仿苏式武器，但基本都已在国内生产，不是过去那样花钱直接买来的。这还表明，我军已经从过去的单一陆军，成长为由诸军兵种编成的人民军队了。”
1954年以后，首都的国庆阅兵部队中没有了骑兵的身影。畜力在国庆阅兵中的退出，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军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越迈越大。
毛主席转过身对海军司令员说“海军走得好，像一个人一样”
1954年的国庆阅兵要比往年隆重些，对受阅部队的要求也更高。为了完成好1954年的国庆阅兵任务，孙国桢和他的同事们在训练中，还倡导使用“结对训练法”、“帮促训练法”、“示范纠错法”等等。
孙国桢从军事地形学中的“坐标定位”得到启示，采用了“方格定位法”。在方队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坐标，即横线、直线的一个交会点。方队无论怎样行进、怎样动作，你的位置不能产生偏移、出现偏差，坐标点不能乱，与别人的间隔、距离不能变。这解决了方队的每一个点、即每一个人行进中保持整齐、方正的问题。
还有“四框训练法”，解决四边整齐、方正的问题，这样练成的标准方队，是无论怎样行进都不会乱的方队！
“我们全体教官和学员的心血没有白费。”孙老自豪地说。
按照每年的惯例，国庆阅兵完后，老帅们都要讲评。各大单位的领导听了，会把意见带回来。大连舰院的白兆麟副校长到海军机关去听传达，吃完晚饭，才能回天坛。
国庆节晚上，参加完阅兵的学员们可以放松一下参加联欢，就是到天安门广场跳舞。大连舰院官兵的整体素质比较高，所以联欢活动的组委会经常将他们和清华、北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联欢。孙国桢和学员们回到营地，等啊、等啊，学员们都睡下了，白兆麟还没回来。
夜深了，孙国桢正睡得迷迷糊糊，忽觉有人推他、叫他。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大队通讯员，说道：“孙教员、孙教员，白副校长叫你过去。”他一看表，凌晨4点，便想：“这么早叫我一定出什么大事了！”就一下子“吓醒”了。
孙国桢小跑着走进白兆麟的帐篷，只见他坐在木板床上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到4点半了，他才开口问孙国桢：“你觉得怎么样？”
孙国桢答：“好啊！你放心，学员们都说，过天安门，踩乐点，很舒服，特别舒服。”
白兆麟这才说：“这就对啰，受表扬了！”
“谁表扬？”孙国桢问。
“你想想。”白副校长卖起了关子。
“肖司令！”
“不——对。”
“老帅们？”
“不——对。”
“刘主席？”
“不——对。”
这下孙国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了，他想到了毛主席，但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太意外了，以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真实情感来说，真的是太幸福、太幸福了！
原来，阅兵时，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在天安门城楼上，就站在毛主席身后。
海军受阅方队通过后，毛主席转过身对肖劲光说：“海军走得好，走得像一个人一样。”
肖劲光司令员听了毛主席这样的评语，这么高的评价，特别高兴。他马上写了个纸条，让秘书告诉当时负责训练的白兆麟副校长。这是主席的原话，肖劲光司令员一字不拉地记下了。
按历年惯例，第二天，10月2日，受阅方队的学员们全体补觉。白副校长说：“学员们补觉以后，好好准备准备，肖司令员过来慰问我们，请全体人员吃全聚德烤鸭！”
肖劲光司令员的烤鸭宴就设在天坛公园的帐篷里，好不热闹！来了好多海军机关的领导，还来了好多文工团唱歌跳舞的女兵，《人民海军向前进》的作曲家也来了。学员们一拨一拨让孙国桢领头去敬酒，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喝完酒，散了席，学员们还没完，缠着让孙国桢再正步走、跑步。最后，大家笑着、闹着将孙国桢扶进帐篷，孙国桢一沾床就睡着了。等第二天醒来，他躺在床上直想：烤鸭是吃还是没吃呢？
那年头，烤鸭可是值钱东西，吃上烤鸭不容易啊。虽说“三反”以后给部队涨了钱，孙国桢一个月有20来元，但哪舍得吃烤鸭啊。就是想去吃，也会有人批你“追求享受”、“是资产阶级思想”，不敢吃啊。这回是庆功宴，肖劲光司令员请客，吃得理直气壮。可孙国桢光顾高兴了、敬酒了，不知烤鸭啥滋味，醒过来才后悔，“那大名鼎鼎的北京烤鸭什么味啊？”
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高兴，不光是阅兵方队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还因为1954年，我们的人民海军终于第一次拥有了中型战斗主力舰——名为“鞍山号”的驱逐舰。
原来，早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我军就计划于1951年从苏联购买4艘驱逐舰。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亲自找肖劲光谈话，削减海军部分经费用于朝鲜战争，购买驱逐舰的计划不得不推迟。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全体海军官兵的热切盼望中，装备驱逐舰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为了保密，那年接收驱逐舰的部队，被命名为“青岛基地训练大队”。
但那么大的军舰一出港，全世界就都知道了！
遗憾的是，驱逐舰去不了国庆阅兵式。
舰艇，至今仍是各国军队无法在陆地举行的阅兵式上全真亮相的“重量级武器”。来源：文汇报
歼11歼击机梯队接受检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