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围绕香港受降问题，中英两国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冲突。最终的结果还是强权战胜了公理，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英国军队受降，从日本人手中重新接管了香港。数年前，蒋氏后人将蒋介石日记暂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目前，1945年以前的日记已经对外全部开放，其中有部分内容涉及香港受降一事，从中我们不仅可以重温受降的交涉经过，也可以窥探蒋介石当时的内心活动。

　　应该承认，蒋介石是一个民族情结很强的人，对于鸦片战争后英国利用不平等条约割让香港、租借九龙和新界的行径极为愤懑，因此，收回九龙(包括香港)一直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中英新约、《开罗宣言》均未提及香港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随即向德、意、日宣战，成为英、美等反法西斯战线的同盟国，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随着香港和上海等地租界的沦陷，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平等条约已变得十分荒谬。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士气，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美国和英国开始考虑与中国政府谈判，并于1942年10月10日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蒋介石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心中快慰，实为乎生唯一之快事”。

　　然而，当中国政府要求收回九龙租借地时，英方却坚决拒绝，彼此僵持不下。为了不影响废约的整体进程(此时与美国的谈判已经结束)，中方不得已做出让步，暂时搁置有关九龙问题的谈判，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放弃了对香港和九龙主权的收回。

　　1942年12月31日，在中英新约签字的前夕，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晨五时醒后，考虑与英国订约事。我虽不要求其对九龙问题作任何保留之约言，而彼反要求我声明九龙不在不平等条约之内，否则彼竟拒绝签订新约。果尔，我政府唯有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声明，以不承认英国在华固有之权利。一俟战后，用军事力量由日本手中收回，则彼虽狡狯，亦必无可如何，此乃最后手段。如彼无所要求，则待我签字以后，另用书面对彼说明，交还九龙问题暂作保留，以待将来继续谈判，为日后交涉之根据。”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眼下我先不和你谈收回九龙的问题，等到战争结束，我先派军队从日本人手中接收香港，到时你就是再狡猾也没有办法了。对此他似乎颇为乐观，认为“英国政府不致为此弹丸之地而妨碍中英两国永久的友好之邦交”。

　　1943年真1月底，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讨论有关三国军队联合对日作战等问题，这也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会前中方曾议定，如英方在会议中未涉及香港问题，中方也不主动提出，“以留待日后解决为宜”。但是，美国对于英国要求战后继续维持其庞大的殖民地体系十分不满，认为英国不应再享有“帝国主义的特权”，因此，罗斯福在与蒋介石的会谈中曾建议，战后应先由中国收回香港，然后再宣布其为全世界的自由港。

　　中方当然希望美国出面解决香港问题，然而丘吉尔却拒绝讨论香港问题，在这种情形之下，美国也只能适可而止，因为他们是不会为香港问题而与英国闹翻的。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开罗宣言》对于香港的归属问题只字未提，对此蒋介石十分无奈，却又没有办法，因此，只能在日记中咒骂“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

　　蒋介石一让再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即，外交部欧洲司曾拟就文件，主张战后接收香港，至少也应收复九龙租借地。因为英国已宣布放弃在华一切特权，各国亦都将租借地归还，因此，英方没有理由不还，而英国所谓租借九龙是为了保卫香港，太平洋战争后的事实已证明此说毫无意义。文件还建议组建一支精兵沿九广铁路进发，先行占据港九，造成既成事实之后再与英国交涉，这样就可为谈判创造出一个有利的条件。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即发布一号受降令，规定“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之日本军队，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然而，命令并未对香港的受降做出明确规定，因此，中英双方各执己见，为香港的受降权展开激烈的争辩。

　　8月16日，英国政府先发制人，向中方提交照会，通报英国政府正安排军队重占香港，并恢复对香港的管冶。第二天，蒋介石在得知“英军舰已驶到香港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后也加快了军事部署，命令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13军从梧州向香港进军，先行接收九龙和香港，实现其“先占领后交涉”的方针。

　　8月18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密电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英国绝不承认香港属于中国境内的解释，要求他指示麦克阿瑟命令日军大本营，香港日军必须向即将到达的英国海军投降。美国深知战后欲与苏联抗衡，必须得到英国的支持，所以，此刻杜鲁门转而牺牲中国的正当权益，同意英国接收香港的要求，并通知麦克阿瑟，明确表示香港已明确划在中国战区之外。

　　英国得到美国的支持后更加无所顾忌，8月19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再次将英国将在香港受降的备忘录交给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吴国桢，并通知他，杜鲁门已经同意英国接收香港。中国政府十分气恼，于当日发表声明，重申中国对香港享有主权，应由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派代表前往香港受降。但私下蒋介石却和美国特使魏德迈商谈香港接收问题，“明告以畲对此事政策，不忍因此致中美与英国发生裂痕之意。彼乃了然，顺从遵行也”。

　　8月21日，蒋介石又委托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将一封急件转交杜鲁门，称他已从其它渠道得知美国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如此消息不实，则希望美方“不要作出任何事情改变波茨坦宣言的条款和已由盟军总司令发布的有关投降的条件”；如果美方已答应英国受降，为了不使杜鲁门为难，蒋建议在香港的日军应“向我本人的代表投降”，并邀请英、美代表出席受降式，然后“我再授权英军登陆收复香港岛”。杜鲁门收到急件后立即回电，称其早在三天前就已经同意英国在香港受降的要求，并表明英国在香港的主权“不容置疑”。

　　蒋介石收到杜鲁门的覆电大失所望，却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形之下只好再次做出让步，下令已进入新界的中国军队撤到深圳河北岸。他在23日致杜鲁门的电报中已经不再坚持委派代表受降之事，而改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授权一名英国军官作为他的代表，前往香港受降，同时，指定中、美各一名军官参加受降式。对于蒋来说，这只不过是为了维持面子所做出的下策，已经是最大的让步了。但是英国连这点面子也不给。

　　“旧耻虽雪，新耻又染”

　　蒋介石在8月底所记的“上月反省录”中写下了他对香港受降一事的感受：“英、美擅自画泰国与越南南部归东南亚战区，事前毫不与我协商，仅以一纸通知，等于命令，只能忍受乎。”“英国强行重占香港，不许我军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其英国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无已。”

　　最后，英国政府在接收香港的方式上稍示让步，同意以委托方式受降，即英国委派的受降官以同时代表英国政府和中国战区统帅的双重身份受降。对此建议蒋介石也只能勉强接受，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对我指派军官接收香港投降事最终须接受公理。此事虽小，而所关甚大矣”，这是“公义必获胜利之又一明证”；然而这种想法未免自欺欺人，因此，他也承认：“唯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之后的第三天开始，蒋介石每天就在日记之首写有“雪耻”二字，连续十多年，一天都没有间断。如今日本已经投降，但蒋介石联想到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同意外蒙独立以及承认苏联在东北的权益，再加上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中国所蒙受的屈辱，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国民政府最高元首的蒋介石更是百感交集，夜不能寐。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解释此刻的心情：“"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中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但旧耻虽雪，而新耻又染，此耻又不知何日可以湔雪矣！勉乎哉；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

　　(摘自澳门《新华澳报》 作者：郑会欣) (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