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伟和刘英在病房里照料李兴章，并表示不离不弃。

三人租住的小屋

　　记者 朱长振 文 杜小伟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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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三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走到了一起，维系他们在一起生活的理由是主雇关系。一个雇主，两个帮工，三人“各司其职”，月底结账。6年前，辗转来到河南安阳的主雇三人因为一场车祸而彻底改变了关系，雇主卧床不起，两个帮工却出乎意料地同时选择留下，一个打短工，一个捡破烂，挣了钱除养家糊口外，还要帮雇主治病。这个已维持了十多年的互助家庭究竟是如何维持的？这样的互帮互助能让这个家庭走多远？8月底，记者前往安阳进行了探访。

　　残疾雇主擦鞋为生

　　8月26日上午，安阳市区解放路一家宾馆门前发生一起车祸。一辆黑色轿车将一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撞倒在地。受伤的残疾人很快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救治，闻讯赶来的一男一女急得满头大汗，男的背着伤者跑上跑下，又是检查又是换药，女的也跟着忙前忙后，一会儿帮伤者擦洗身子，一会儿喂伤者喝水吃饭。

　　同病房的病人及医护人员对伤者的这两名亲人赞不绝口：“看看人家的家人，真是贴心。”

　　其实，这三个人并非亲人。

　　躺在病床上的伤者是52岁的李兴章，两个跑前跑后的人都比他小6岁，是吕建伟和刘英，他们三人之间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李兴章是东北人，他的家乡在黑龙江省龙江县一个叫龙江的小镇子上。4岁那年，李和姐姐妹妹跟随父母到了山东广饶县丁庄乡。6岁那年，他得了小儿麻痹症。在村里小学重复读了4年的四年级之后，由于无人送他到镇上的初中上学，拄双拐的他被迫辍学。

　　1977年，李跟随父母重回东北。第二年，原本在龙江造纸厂当工人的父亲被火车撞死，家里失去经济支柱后，21岁的李兴章要养活自己和家人，没有任何生存技能的他买了头小毛驴，雇了一名工人赶着毛驴车走村串户收废品。

　　1990年，母亲患急性肾炎去世后，他变卖了老宅，决定到大城市去“闯一闯”。

　　他想回到小时候居住的山东，然而，由于没买够票，到河北滦县时被撵下了火车。就在拄着拐杖的李兴章坐在火车站孤立无援时，一位同情他的老人告诉他，可以跟着自己学擦鞋。于是，在河北，李跟着老人学了9个月的手艺。不久，老人患心脏病去世。临终前，老人把自己的积蓄600元钱给了李兴章。

　　怀揣600元钱，李兴章心想青岛离海边近，人多，擦皮鞋人肯定也多，决定到青岛去。

　　月薪三百雇俩帮工

　　在青岛，李兴章与他的第一个帮工吕建伟偶然相遇，当时，他正坐在手摇轮椅上给客人擦鞋。两人一攀谈，竟然是同乡。见李忙得还没顾上吃饭，吕赶忙跑去给李买来了盒饭。

　　吕建伟的老家在黑龙江，离李兴章家不远。两岁那年，吕建伟因病留下了脑炎后遗症；4岁时，父母均已去世，他便跟着邻居一位老奶奶生活。由于有脑炎后遗症，加上贪玩，吕建伟说他光小学一年级就读了10年。15岁那年，老奶奶去世后，没了亲人的他独自来到山东。此后的10年间，吕建伟在青岛当过建筑工人，拾过破烂，直到遇见李兴章。

　　吕建伟见李兴章生活不能自理，两人又是老乡，便主动提出照顾李。每天，吕建伟推着李兴章来到海边，帮他摆上擦鞋的摊位，自己再出去找零活干。李兴章每月支付给吕300元钱作为酬劳，两人从此吃住在了一起。

　　1993年，李兴章认识了他的第二个帮工刘英。刘当时的工作是帮一名老太太摆地摊卖书，管吃管住，老太太每月给她150元工资。刘英老家在山东淄博农村，由于不堪丈夫的虐待便离婚逃了出来。书摊就在李兴章的擦鞋摊旁边，两人很快熟悉起来，刘英有时去给老太太买饭时，会顺便帮李兴章带一份，有时见李行动不便，也会帮他干些小活。

　　李兴章和吕建伟都不会做饭，家务也无人料理。李兴章便提出雇刘英做饭洗衣服，工资和吕建伟一样，管吃管住每月300元，因当时生意还不错，除去刮风下雨出不了摊，李兴章每个月还能挣1000多元钱，除去两人的工资，他还有些盈余。刘英考虑到工资比以前高一倍，再加上跟李兴章也熟悉，她便爽快地答应了。

　　此后，三人便租住在了一起，一个临时家庭组成了。

　　1997年，青岛海边的摊位全部被拆除，三人决定离开。他们把下一个谋生地选在了淄博，一座立交桥下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成为他们的摆摊地点。

　　每天，吕建伟推着李兴章来到桥下，帮他摆好摊位。“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挣个四五十块钱”，之后，吕建伟依旧去找零活干，或者拾点破烂卖钱。刘英则每天在租住处做饭洗衣服，等他们回来。每个月的1号，李兴章会给他们两个各发300元工资。

　　平静的日子持续到了2003年，他们不得不再次迁徙了，因为那座立交桥要整修了。

　　李兴章听一个摆地摊的朋友说到河南生意会好做，于是，2003年春，三人坐火车来到郑州，在火车站广场附近擦鞋。由于附近房租太贵，他们只好露宿在火车站广场上或者其他地方。这样风餐露宿的生活持续了几个月后，李兴章决定离开“消费太高”的郑州。

　　当年的5月29日，他们辗转来到了安阳，没想到，这次安阳之行竟彻底改变了三人的主雇关系。

　　车祸改变三人关系

　　一场灾难毫无征兆地朝这个特殊家庭袭来。2003年6月27日，李兴章收拾好擦鞋摊，摇着轮椅过马路，经过解放路群艺馆门前时，被一辆疾驶而来的出租车撞倒在地，血流满面的他被120救护车送到医院，经诊断为急性闭合性颅脑损伤、左眼眶内侧壁骨折、多发性软组织伤。

　　李兴章在医院住了11天后，无奈回到租住处，一边打赔偿官司一边养伤。

　　车祸留下的后遗症在不断扩散，李兴章左眼几近失明，头部时常疼痛难忍，而全身的关节也都在痛，无法再继续上街擦鞋了。

　　车祸后，李兴章的外甥曾从东北赶到安阳，与吕建伟签了一份协议，他怕吕外出打工。协议内容主要是由李兴章支付给吕建伟每天30元的护理费，这个标准是吕外出打工一天能挣的钱，若李到时无力支付则由其外甥支付。但刘英并没让签协议，她说：“人都是凭良心的，我走了，他俩就没人管了。”

　　虽然签了协议，但吕建伟心里清楚，他的工资也许会被无限期拖欠下去，但他并不在意，还把自己几年来的积蓄8000多元钱全部拿了出来，交给李兴章让他治病救急，而刘英的工资平时已为家里买菜、买面花去大部分，现在家里遭难了，她不仅拿出了仅有的几百元钱，还加紧了上街捡破烂的步伐，因为家里实在是太需要钱了。

　　刘英告诉记者，由于没有三轮车，她每次都是边走边拾，收的瓶子不多，三四天卖一次能挣20多块钱，基本上能顾住房租了。而吕建伟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他挣钱的途径大多在建筑工地，有时工地上没活了，他也会跟着刘英捡破烂。发工资时，吕建伟会一分不留地交给李兴章。

　　一晃6年过去了，虽然吕建伟没有记账，但李兴章心里有本账，他说，现在还欠吕建伟6万多元工资，欠刘英3万多元，但至于这些年来吕建伟及刘英两位帮工给他治病及家庭开销有多少钱，他说：“这就没法算了。”

　　64岁的老王是他们的房东，8月26日记者见到他时，老王说：“那不就是一家人嘛，一看就是亲兄弟，整天背着老李进进出出的。”

　　西关顺河路28号，污水河边一间不足5平方米的逼仄小屋就是三人的租住地。昏暗潮湿的屋里放了两张破旧的木板床，一个蜂窝煤炉，还扯了根绳子，上面挂满了各色破旧衣服。在这个家中只有4件电器：15瓦的灯泡、小电扇、旧收音机、小闹钟。

　　刘英说，他们每天的菜常常只买一块钱的豆芽：“够三个人吃两顿，除了过年，平时基本上不吃肉。”

　　互助家庭能走多远

　　2009年8月25日，李兴章住进了安阳地区医院的急诊病房，这是他来安阳这6年中的第二次车祸，医生诊断为多发性软组织伤。司机留下400元钱的住院费后走了，李兴章一个劲地说：“这个司机比6年前那个司机好多了。”

　　李兴章很担心自己的伤情，他怕再次受伤会给本就伤痕累累的身体留下更多的后遗症，他想早日恢复健康，好挣钱回报两个帮工，但他离这个愿望的实现似乎越来越远，“我不知道还要连累他俩到何时……”

　　李兴章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获得6年前车祸的赔偿款，“这样就可以给他俩发工资了”，至于以后，李兴章说，“如果工资清了就各自散了吧，我要是能回东北吃个低保更好，再不然，就先走了吧……”说到这里，旁边的吕建伟插嘴道：“说啥呢？不吉利！”

　　两位帮工均表示，李兴章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生活不能自理，再说这么多年都有感情了”。吕建伟说得更多的是“我可怜他，离了我，他现在啥也弄不成了”。

　　刘英说：“有时候他骂我，我也想走，可走了他俩就没人管了，谁给他们做饭、洗衣服？他俩都不会。”

　　而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由于三人户口均不在当地，连低保也吃不上。三人当中学历最高的是李兴章，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眼下，三人每天的生活只能靠刘英和吕建伟捡破烂、打零工来维系。

　　8月26日下午5点，护士进病房说，病人及家属要注意个人卫生，防止传染疾病。吕建伟慌忙从自己裤兜里掏出指甲剪，给病床上的李兴章剪指甲，还说，明天要带刮胡子刀再给李大哥刮刮胡子。

　　下午6点左右，躺在病房里打了一整天吊针的李兴章被吕建伟推到医院的院子里透透气，刘英则帮李兴章捏捏受伤的右臂，帮助他恢复。李兴章望着天空，表情抑郁，吕建伟安慰他：“恁多年都熬过来了，也别因为这一时就想不开了。”

　　每天开饭时间，给李兴章在医院食堂买完饭后，刘英步行半个多小时回出租屋，买袋馒头，就着白开水吃下。而吕建伟每晚都会在医院陪床，晚上就睡在急诊病房外面的排椅上。

　　68岁的徐银海这几天是李兴章的邻床病友，记者采访时他感动地说：“这几天我都以为他们是亲兄弟哩，上个厕所也是他背着，给他大哥在食堂买饭吃，自己却不舍得花钱买着吃。”

　　黑瘦的刘英只有40多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许多，但就是这样一个没啥文化靠捡破烂生存的女人，在谈及他们这个互助家庭的未来时，仍说：“以前他能挣钱时，我们跟着他干，现在他不能自理了，我们总不能撇下他不管吧？人总是要凭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