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父亲的悼词中，说他是我党我军政治保卫工作的组织者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坚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了斗争；同为革命而壮烈牺牲了的钱壮飞、胡底同志一起，对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段话是周恩来加的，亲自加的。”李力介绍。

　　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正是中共隐蔽战线斗争史上最为出名的“龙潭三杰”。李克农

钱壮飞

胡底

　　回眸

　　那天正是星期六

　　万年历上可以查到，1931年4月25日，那天正是周末。

　　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巧合。因为每个星期六，正是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科长（臭名昭著的“中统”前身）的徐恩曾离南京去上海，与其情人“密斯王”幽会的日子。而恰恰就在这一个周末，叛徒顾顺章被徐恩曾的走卒蔡孟坚从武汉解送南京。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保卫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他全盘掌握中共全国地下情报站，清楚知道所有接头暗号、电台密码，清楚知道几乎所有中央重要领导的隐身之处，清楚知道几乎所有我党领导机关确切地址。蔡孟坚一边送顾顺章上船，一边将顾顺章已然“转向”的加急密电一封接一封地发往“徐办”。

　　当夜在“徐办”代徐恩曾值班的不是别人，正是徐恩曾最信赖的“徐秘”钱壮飞。

　　因为同乡同庚，加之才华出众，钱壮飞1928年考入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不久即被徐恩曾一眼看中，破格擢升，引为心腹。因此，当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时，钱壮飞就被他委任为该局秘书。钱壮飞则乘机介绍李克农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广播新闻编辑，又介绍胡底转入中央调查科，一并成为徐恩曾进行“严肃而神秘的政治斗争”，全力“对付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的生力军。

　　徐恩曾让钱壮飞坐镇南京，以他机要秘书的身份，兼任“正元实业社”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和它的掩护机关“民智通讯社”的负责人。他又要李克农留守上海，主持以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他还要胡底去天津担任“长城通讯社”社长。他的如意算盘就是形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铁三角”，“使共党在各省之秘密活动”，一如他的恩师陈立夫所说，“随起随灭”。

　　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他的反共“铁三角”其实正是周恩来一手布置、陈赓直接领导的特科“红三角”。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为我们党提供了大量反动当局的核心机密，其中包括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的“围剿”计划，以致第一次反“围剿”、第二次反“围剿”都以朱毛红军的大获全胜而告终。

　　那夜，面对来自武汉的加急密电，钱壮飞陷入了深思。

　　他不敢轻举妄动，随便拆开来看。他生怕他的身份就此暴露，前功尽弃。他更怕贻误时机，给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眼看长夜将尽，东方熹微，现出鱼肚白，钱壮飞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下了最后决心。钱壮飞确信自己的判断没错。武汉方面一定发生了异乎寻常的重大事件。

　　钱壮飞从办公桌的抽屉夹缝里拿出暗藏的密码本，对照桌子上面的《曾文正公文集》，开始逐字逐句，破译那些加密电报。他把电文翻译出来一看，只见上面说顾顺章被捕了，自首了，正在往南京送，就知道坏了，出事了，出大事了。

　　钱壮飞马上派自己的女婿刘杞夫去上海传信。接着，自己也离开南京，几经周折，在上海先施公司后面的凤凰旅馆里找到李克农，再通过陈赓，向中央报警。

　　听说顾顺章叛变投敌，平时从不抽烟的周恩来，破例要了一支烟，当着陈赓的面，猛吸了一口。

　　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大规模的抓捕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果断采取紧急措施，销毁文件，撤销机关，切断与顾顺章之间的任何联系。大转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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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李力提供的当年李克农办公室旧照。

　　钩沉顾顺章究竟是怎么被捕的

　　说法一：1931年4月，顾顺章去武汉执行周恩来指派的任务，任务完成后滞留不归，以“化广奇”的艺名在新市场游艺场“大变活人”，被叛徒尤崇新认出。

　　说法二：蔡孟坚在他的回忆录《两个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中说，1930年12月中旬，蒋介石计划巡视武汉，武汉各界筹备举行“讨逆胜利大会”，中共地下组织被蔡孟坚一伙查获，尤崇新就是其中的叛徒。蔡孟坚就“派员随尤某去街头到处游弋，续行指认匪共”。结果，在“汉口特三区小高尔夫球场前发现彼曾一度追随在上海暴动的总指挥顾顺章与另一共党在街头接谈，尤某认定确实，大呼"暴动总指挥"，顾自知无法否认，即束手就逮”。

　　说法三：美国学者魏斐德在他的专著《上海警察，1927—1937》中说，1930年12月，“顾顺章接到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的命令，率领一支红队到武汉”。顾顺章化名黎明在武汉“演出持续了几个月”。他“除了演出，很少离开他在太平洋饭店的房间。而每天来拜访的人却川流不息，其中还有一些共产党嫌疑人和一些高级国民党人员。这些来访者吸引了国民党武汉绥靖公署行营侦缉处副处长蔡孟坚的注意。他把顾顺章作为"与共产党接触的人"监视起来。蔡孟坚把照片送到南京特别调查局总部，看看是否有人认得黎明，回答说黎明实际是可怕的中共红队负责人顾顺章。调查局局长徐恩曾命令蔡孟坚逮捕顾顺章，并立即乘轮船招商局的下一班轮船将他带到南京”。

　　武汉方面到底发出几封电报

　　通常都说是6封电报，有的还很详细地描述了电文内容。钱江则说是7封电报。钱江是钱壮飞的儿子、钱泓的父亲、已故北影导演。1985年5月，钱江写了一本《七封绝密电报》，说的就是“打入国民党最高情报机关的共产党人钱壮飞，在1931年4月25日至26日晚截获破译了7封发自汉口的绝密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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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首先就是一种理想

　　口述人：李力（李克农之子）

　　我父亲老家是安徽巢湖，1910年举家迁居长江南岸的芜湖市，我们这代人都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

　　我父亲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早年参加革命，思想进步，在地方上比较出名。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局悬赏捉拿我父亲，我母亲帮助他翻越墙头，顺着晾晒布匹的竹竿滑到地面，从隔壁布店逃脱虎口。1928年初，我父亲辗转到达上海。第二年，中央正式批准他和钱壮飞、胡底组成特别小组，并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与陈赓单线联系。这时他用的名字是李泽田，平常和他联系的交通员是欧阳新，外号“大汉”。

　　1957年，我父亲摔了一跤，很严重，脑震荡溢血，后来就不能正常工作了。1961年1月，我母亲去世，我父亲去上海休息。正好陈赓也在那里，两人谈起中央特科都很激动，都想把这一段历史整理出来，教育后代。不料，一向精神挺好的陈赓突然心脏病发作，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这对我父亲的打击当然很大。他们两个都爱喝酒。陈赓走了，我父亲一坐上饭桌，端起酒杯，就会自言自语地说道：“这酒也不香了。”

　　重新回顾以往，我觉得，老一辈给我们留下的，首先就是一种理想，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创建一个新的制度、新的社会，抛头颅，洒热血，毫不动摇，很忠诚。现在还是要有这样一种精神。以忠诚为本，以奉献为荣。忠诚、敏锐、严谨、务实。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的生活提高了，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住得舒服一点，也是应该的。天经地义，未可厚非。但这绝不等于说理想就可以不要了，信念就可以不要了，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可以不要了。我们不能整天光想着钱啊，享受啊，地位啊，抓权啊！那个时候，要么地下斗争，要么武装斗争，刀光剑影，枪林弹雨，能够活下来就是幸运的，还有什么权不权啊？现在又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要你先人后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稍稍牺牲一点个人利益，身为共产党员，有什么不应该的？！

　　我父亲觉得马路对面有一个人老在看他，他觉得像他爸爸

　　口述人：钱泓（钱壮飞之孙）

　　我爷爷1895年出生，浙江湖州人，是一个丝绸商人的后代。我爷爷的革命业绩，特别是中央特科那段，在南京潜伏那段，我们知道得很少很少。1946年，我们家从延安到了重庆，我奶奶那时候也在重庆，周恩来设宴招待我们全家，席间就对我奶奶说我爷爷已经牺牲了，牺牲在长征途中。我奶奶很震惊，转过脸来问我父亲：“这事你知道吗？”我父亲老实回答：“我知道。”我奶奶说：“既然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父亲哭了，泪如雨下。我奶奶哭了，泣不成声。周恩来也哭了，边哭边说：“是他保护了我们，救了我们。没有他，就没有我们这些人。而我却没有保护好他……”

　　前些年，我去了我爷爷罹难的地方，贵州省金沙县后山乡。他是被残酷杀害的。我父亲生前常跟我们说，他在我爷爷经上海去中央苏区后还见过他。据他说，有一次，在上海，他在马路边上玩，只觉得马路对面有一个人老在看他，他就转过脸去看那个人。他一看那人像他爸爸，就一边喊着爸爸，一边穿马路，差点让汽车压着。等到汽车开过，那个人也不见了。因为当时没有相认，现在也搞不清了。

　　1 2 3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