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的明星国籍风波背后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访谈

　　□本报记者 吴小攀 实习生 陈慧芳

　　明星制度与“主旋律”结成新联盟

　　羊城晚报：据介绍，《建国大业》是一部国庆献礼影片，共有172位著名导演和演员参与打造，为什么这样一部电影要出动如此庞大的明星阵容？

　　朱大可：明星制度是消费主义的产物，而主旋律电影是威权主义的产物，这是两种彼此对抗的东西，但在转型时代，它们却建立了新的坚固的联盟。

　　羊城晚报：这种形式上的体制巨大与宏大的内容叙事之间有何关系？这是不是表明主旋律电影正在某些方面主动向商业电影靠拢、借鉴？

　　朱大可：放弃原先的组织观看主旋律电影的强制手法，转而利用明星效应和市场机制，这是宣传体制自我进化的表现。每个明星背后都有自己的粉丝团队，而他们的总和可能就是主旋律电影的票房基础。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从宣传的角度看，这当然很有创意，但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这种明星和导演的数量积累，却可能是一种大败笔。艺术不是“人民战争”，艺术不需要人海战术。

　　国籍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判断

　　羊城晚报：据网上流传，《建国大业》的明星阵容中有二十多位是外籍明星，相关发言人解释，“这是国际化之间的合作”；但也有人质疑，《建国大业》作为一部爱国电影，却要邀请多位加入外籍的原中国籍的人参与，这是否有一种反讽意味？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朱大可：每个人有选择国籍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但在《建国大业》面前，做出自由选择的演员，的确面临着一种具有讽刺性的处境：一方面要宣传爱国主义，而一方面又背弃了这个原则。但是，在一个精神、价值和人格多重分裂的时代，这种尴尬又算得了什么？难道我们还没有读够那些关于官员把家眷都送到国外的报道吗？既然官员已经为民众做出了“榜样”，我们就无权去苛求演员。

　　羊城晚报：部分外籍演员不收取任何报酬参演这部电影，您觉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是真的爱中国，还是另有目的？

　　朱大可：我跟那些艺人没有接触，无从判断他们的动机。但我觉得任何优秀的演员，首先应当具备独立精神，而不应该热衷于充当工具。但过去中国电影的一大弊端，就是把所有艺人都训练成乖巧的工具。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已经习惯于充当这种旧式工具。

　　羊城晚报：参演该片的一位美籍华人说国籍只是一个符号，您是如何看待的？国籍真的与爱国与否毫无关系吗？

　　朱大可：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论。既然是无所谓的符号，那你或你的父辈更换它的目的何在？国籍是政治，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价值判断。

　　羊城晚报：这些明星在国内扮演的大多是正面的或爱国的形象，在别人看来是德艺双馨，爱国爱党，可是他们却选择加入外国籍，这是不是说明某种程度上艺术跟人生可以是分离的？

　　朱大可：艺术跟人生本来应该是融为一体的，它们之间出现断裂和矛盾，只能有两种原因：要么其中之一是假的，也就是艺人在演戏和说谎；要么两者都是真的，那就是双重人格。在中国的公共舞台上，说谎和人格分裂，都是可笑的常态。

　　公众对明星的立场失去信任

　　羊城晚报：一位网友在博客中表示，“一个国家，能让这么多艺人转变国籍，这个国家一定是有他的责任的”。您觉得在众多演员选择加入外国籍这一点上，社会现实环境有没有一定的责任？或者说，有没有外在的环境因素使然？

　　朱大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了获得安全感，不得不加入别国国籍，这只能证明社会环境出了问题。在大力捍卫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包括演员在内的每个公民的文化安全，却遭到了严重的忽视。

　　羊城晚报：对于参演《建国大业》的这些外籍演员，网上展开了热烈讨论，媒体也争相报道，为什么他们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这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理？

　　朱大可：这种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当然会引发民众的质疑。它表明公众对明星的立场失去了信任。艺人被迫承担了社会不公正的全部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