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时事报道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刘明祥

　　孙伟铭案中，行为人认罪、悔罪，积极赔偿被害方经济损失，并因此得到被害方谅解，对二审改判无期徒刑很有影响，这是刑事和解的一种表现。

　　对醉酒驾车行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实践中还存在一个困扰。因该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而这类案件中，行为人对开车撞死撞伤人的后果，一般不是出于直接故意，充其量只是一种间接故意。但间接故意（即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和过于自信的过失（即轻信危害结果能够避免）之间界限并非很清晰，实务中如何以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有间接故意，还是有相当的难度。

　　我国刑法可借鉴日本刑法，增设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日本过去很长时期对包含“飙车”和“醉驾”致人死伤在内的恶性交通肇事案件，大多是按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与违反道路交通法的犯罪来定罪处罚。后来考虑到这难以应对酒后驾驶、鲁莽的高速行驶等造成的恶性、重大交通犯罪频发的现状，日本在2001年对刑法做部分修改时，增设了“危险驾驶致死伤罪”，明文规定实施醉酒驾驶、严重超速行驶、无技能驾驶或无视信号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而致人死伤的，构成此罪，最高法定刑是20年徒刑，此前最高法定刑只有5年。

　　较之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危险驾驶致人死伤罪与行为更为吻合，给人以名符其实的印象，又大大降低了认定的难度，并且能真正做到罪刑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