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本报记者 徐伟 本报见习记者 林燕

　　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几个字的改动，却是生与死截然不同的两种境地。孙伟铭案的定罪量刑是否适当？记者在庭审结束后的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赵秉志。

　　危害结果非此案定罪决定因素

　　一直关注此案的赵秉志教授告诉记者，孙伟铭案二审最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是准确的。

　　赵秉志说，是以交通肇事罪还是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关键要看孙伟铭在实施犯罪行为过程中到底持有何种心态。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故意犯罪，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是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

　　在本案中，孙伟铭在发生第一次撞击时，他的主观心态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他虽然知道酒后驾车有可能发生事故，但他轻信能够避免发生事故。发生第一次撞击之后，他为了逃逸继续高速行驶，不计后果，听之任之，最终发生了连续撞击车辆并致多人死伤的惨剧。此时，他的主观心态已经由过失转变为间接故意，且在客观上危害了不特定人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后果，从而危害了公共安全。

　　“近期，醉酒驾车致人死伤的案件时有发生。”赵秉志说，通过对孙伟铭案件的分析，我们并不能得出简单的结论，凡是醉酒驾车第一次撞击就构成交通肇事罪，第二次撞击就必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赵秉志举例说，比如有人酒后驾车发生了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了逃避责任，遂加速逃逸。而此时恰巧有一个小孩横穿马路被酒后驾车者撞倒。此时，如果行为人停车报警，并积极抢救，即使最终孩子没有抢救过来，也不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客观危害结果是定罪量刑的考虑因素，但并非这个案子定罪的决定性因素。”赵秉志说，在醉酒驾车致人死亡的案件审判中，如何定罪，关键是考察行为人当时的主观心态是过失还是故意。

　　所以，赵秉志完全赞同最高人民法院提出“酒驾第一次肇事后继续连续撞击行人车辆的，应当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张。“第一次肇事后的连续撞击表明了行为人间接故意的心态。”赵秉志说。

　　由死刑改判无期量刑适当

　　赵秉志告诉记者，孙伟铭案从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是法院对犯罪情节、伤亡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以及国家刑事政策综合考虑的结果。

　　赵秉志认为，在本案中，孙伟铭是间接故意犯罪，他并不是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

　　“1982年，23岁的北京市出租汽车公司女司机姚锦云，因未完成任务受到处分对单位领导不满，驾驶一辆出租车闯入天安门广场。绕广场一周后，她加大油门，沿广场西侧冲向金水桥，造成在场群众5人死亡、19人受伤的严重后果。”赵秉志说，显然，孙伟铭的主观恶性与这样的恶性直接故意犯罪案件是有显著区别的。

　　“孙伟铭的心态毕竟是从一开始的过失，后来为了逃逸才转变为间接故意，这与一开始就是间接故意也有所不同，其主观恶性相对也要轻一些。”赵秉志说。

　　此外，孙伟铭在犯罪后有认罪悔罪的表现，并积极赔偿、补偿被害方。赵秉志认为，被告人是否悔罪是影响量刑的酌定情节，犯罪人悔罪态度好的，按照法律精神和司法实践经验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赵秉志指出，根据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很显然，孙伟铭的行为构不上罪行极其严重。二审改判孙伟铭为无期徒刑，非常契合我国严格控制、慎重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赵秉志说。

　　针对有少部分人质疑孙伟铭亲属先期支付的60万元赔偿费是花钱买刑，赵秉志说：“这并非是花钱买刑，而是孙伟铭真诚悔罪的一种表现，更是对受害人家属的一种补偿，从而最终会化解或者减弱双方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赵秉志认为，孙伟铭案和黎景全案的判决，将会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定罪量刑起到示范和参照的作用。

　　本报北京9月8日讯